基于文后参考文献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现状分析——以2009～2013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分析样本

目的通过研究刑事科学技术学科学术论文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情况,了解该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科研状况,为有针对性地进行学科建设提供借鉴。方法对2009～2013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刊载的刑事科学技术论文著录的参考文献从数量、文献类型（图书、论文、标准等）、文献语种、文献时间跨度几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刑事科学技术学科7个专业方向篇均著录参考文献不均,论文型参考文献占有较高比例,各专业均有一定比例的外文参考文献,引用近5年发表的文献较少。结论总体说刑事科学技术学科普遍处于研究的上升期,相关研究比较活跃,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差别较大,学术研究的前沿性还有待加强。

相生相成,互相促进——公安学科与公安学报关系的历史考察

"学报"对中国的学科发展与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警察院校学报是警察学术深入的产物。公安学科与公安学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2011年国家批准设立公安一级学科后,公安学报更应该凝聚学术共同体,建设高水平公安学术研究平台,深化学术理论研究,努力完善建设公安一级学科体系,谨守编排规范,塑造良好学风,提高公安学术地位。

公安社科学报编辑的角色换位

在公安社科学报的选题策划和文稿加工阶段 ,由于编辑角色的变化 ,导致编辑思维方式和编辑心态的变化。前者是从创作的角度出发 ,从宏观方面对作品的主题、框架、层次等根本性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并逐一细化 ;后者是以读者的身份 ,以审视和挑剔的眼光 ,就文稿可被分解的各个层次提出质疑 ,进行论证。一篇文稿从策划到发排需经过多次角色换位。在角色换位中编辑人员的主动契合是一个编辑走向成熟的标志。

城市公安派出所改革困境与原因分析

城市公安派出所改革面临一系列困难,主要表现在派出所的打击与防范不能兼重,做实做强派出所导致的基础工作弱化、工作交叉、业务工作与基础工作冲突、管理"越位",基层执法服务范围边界不清。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对派出所功能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派出所的职能泛化,对派出所职能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城市公安派出所改革应立足实际,宏观把握,中观构建,微观着手构建职能导向的现代警务机制。

公安信息分析中德尔菲法的应用

德尔菲法又称规定程序专家调查法,具有匿名性、反馈性、统计性等特点。在公安信息分析中应用该方法,既简单实用,又能解决遇到一些数据缺乏,新技术评优。

公安情报预警若干问题研究

公安情报预警指的是在警情发生之前对其进行预测报警,以便公安机关有足够的时间采取相应的对策和反应措施或是根据预案采取行动。公安情报预警要素包括警源分析、警情监测、警兆识别、警界确定、警级评估。为了进一步提高预警水平,公安机关需要在构建合理的理论体系、组织体系、人员体系和沟通体系上有所发展。

促进公安社科研究成果转化 努力为“科教强警”服务——在《全国公安社科理论研究成果转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章提出,公安工作是文理兼融的工作,既需要公安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又需要公安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两种科学成果缺少哪一种,公安队伍的战斗力都难以提高。为了实现陶驷驹部长在“十九公”提出的“科教强警” 的战略指导思想,一方面要发展公安教育事业,培养大批公安人才;另一方面就是要实现公安科研成果的转化,这个转化过程不完成,就难以实现“科教强警”的指导思想。文章论述了“公安工作科技含量”和“公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含义,分析了公安社科理论研究成果转化滞后的原因,在促进公安社科理论研究成果转化的五点思考中,提出了要把公安社会科学提高到公安队伍“重要战斗力” 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

守正与创新——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创刊30周年学术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转眼间,《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创刊30周年了,在此我谨代表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向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领导和学报编辑部同仁表示热烈祝贺!30年来,在学报编辑部同仁的精彩接力和不懈努力下,学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这些成绩和经验,值得我们庆贺,也值得我们传承。

论公安科技论文参考文献的合理引用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技术学科的借鉴应用性使公安科技论文内容更加凸显了学术研究的关联性、继承性特点,与参考文献的功能作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此,合理引用参考文献对科学表达公安科技研究内容、带给读者更丰富的公安科技学术信息具有重要作用。从功能作用的角度可将参考文献分为提示型参考文献和引文型参考文献。公安科技论文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中,应将文献是否具有论证说明性内容作为其是否成为被引文献的前提条件;同时,在引用中还应注意适量性、权威性、实效性、国际性问题。

“复奏”、“覆奏”考辨

"复"、"復"、"複"、"覆"四字在中国古代均有其特定的字义,在传统典籍中,并不存在"复奏"一词,"復奏"、"覆奏"也各有其特定的含义。1956年推行的简化汉字方案将"復"、"複"、"覆"诸字简化为"复",由此开始,"复奏"开始取代"覆奏"而出现在各个著述中。虽然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覆"字不再是"复"的繁体字,但由于作者和编辑缺乏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以及对"复奏"代替"覆奏"所导致的法律文化信息的衰减缺乏应有的意识,"复奏"的使用仍在继续泛滥。

论文化产业对编辑角色的冲击与反思

出版产业化的加速发展,使编辑角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应对冲击的关键在于深刻理解文化生产商品化的本质,转换编辑角色,平衡出版人的责任与出版社的利润追求,培养自身创意和兼顾编辑中介职能。在这种思路下,编辑要明确其在整个出版环节中的定位,并真诚与作者和读者沟通,完成其文化传递的使命。

警察圈套应禁止 不宜用程序正义去规范——与王学珍老师商榷

“警察圈套”这种被我国公安部门称之为“小点子”的东西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我国扬弃。侦查机关为了破案的目的,依法采取一些秘密侦查手段,是由犯罪的隐蔽性所决定的,但秘密侦查手段与警察圈套有本质不同。非法的“警察圈套”不仅不应搞什么“程序正义”,相反,应该严厉禁止。

新中国民法典起草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最早使用中文"法权"一词的不是《哥达纲领批判》的翻译者何思敬而是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翻译者陈昌浩。对德语Recht和俄语npabo翻译用词不同的学术差异并未影响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民法典起草。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共革命早期所受到的苏俄革命的影响。1958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趋向极端,侵蚀了民法典起草工作的理论与舆论环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否定公民权利。文革后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否定是思想解放的先声,也吹响了第三次民法典起草的号角。

官与民的平衡器——论中国近代行政法院

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造成了国民“官本位”的观念浓厚,国人多是顺民,更不用说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清末迫于时势,向西方学习,寻求法律制度的变革,行政法院遂呼之欲出,至民国时期,行政法院方产生,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所发挥的作用亦有限,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近代的行政法院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司法监听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的探讨——以合法监听为分析对象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域外合法监听所获材料具备证据能力,但从比较法考察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种误解。对于非法监听所获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域外的处置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必然面临被排除的命运,同样,对合法监听所获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处置有"绝对许可模式"、"绝对排斥模式"、"区别对待模式"等不同的模式。就我国而言,从各方面因素考虑,对合法监听所获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处置采取"绝对排斥模式"是符合当前国情的一种妥善的立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