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河滩镇东乡族语言使用现状调查——东乡族东乡语生活状况系列调查之三

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各种语言冲突势必会使其中一些弱势语言功能衰退。调查发现,在河滩镇这个多民族杂居地区,主要交际语言是当地方言。东乡族家庭内部80%以上不使用东乡语交流,东乡族青少年基本不会说东乡语,也没有强烈学习东乡语的意愿。东乡语从交际功能和代际传承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基本属于濒危语言。

选择·整合·变质·审美——对草明20世纪50-70年代小说创作的再透视

作为一位曾经跻身主流且获得较高政治声誉的女作家,草明在20世纪50-70年代所做的人生之路和艺术之路的选择,自然无法避开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和极端价值判断的制约和围绕。然而,长期以来,研究界一直忽视了对草明工业题材小说的研究,以及她对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贡献,这也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研究中新的遮蔽和盲点,并说明我们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尚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语法重新分析与关联词的构成

关联词语中以连词居多。本文从语法化的角度,具体探讨了十多个因语法重新分析凝结而成的连词。这类连词可分为并列式、附加式、压缩式三种。

梅卓:民族立场与民族想象

梅卓的写作因其独特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想象在藏文化热潮中卓然不群。她对藏文化的再现,有自己独特的想象路径,即:其一是在生死爱欲中反思历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集体主体性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其二是通过话语转换,使藏文化传统融入城市写作、女性写作,在拯救失落的现代爱情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爱情的悲剧性。此外,梅卓小说渲染藏文化的神奇魅力,富有象征意象。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从我国乡土小说的现状看当代作家的历史使命

当前乡土小说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几种令人担忧的叙事倾向,遭受文体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双重压力,面临着创新的困境。乡土小说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首先要解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就意味着作家对自己历史使命的确认,作家至少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为农民写作,二是写农民,三是写真正"农民的乡村"。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既对乡土小说提出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考辨

关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解释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持"语气词"说者虽众,然或论据单一,疑点重重;或局限于浮泛的解析层面,却并不符合陶翁作品的内质深意,存在诸多误读。本文从陶渊明作品的用词习惯和生平经历入手,以理解陶渊明作品深层内涵为基础,对与其相关作品中"来"字的用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考证,注重考察陶渊明作品深远的"诗意"内容,并进而探究了《归去来兮辞》"来"字的词性与意义,认为"来"字为实词,表示由彼至此、由远及近,与"去"、"往"的意义相对。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在传奇与写实之间——论严歌苓小说的创作特色

作为一个颇具生活阅历的作家,严歌苓一次次让人们惊讶于她成熟而又充满灵性的讲故事技巧,把小说的启发功能和小说的愉悦功能发挥到极致。题材上的出新是她的小说吸引人的原因之一。让小说既好看又有思想深度,这是大多数小说家的梦想,严歌苓用她的艺术实践写出了这样的现实和传奇。严歌苓小说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由于过分注意小说情节的推进,就忽略了人物心灵的开掘。读者跟随主人公的行动历险,却没有见证主人公的心灵轨迹,这也应该是其小说的一个死穴。另外,叙述手段的相对单一也是限制严氏小说深度的一个原因。

智者 执者 达者——兼论古典诗文中“渔父”意象的形成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深受《楚辞》影响,他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文章以柳宗元《设渔者对智伯问》、《江雪》、《渔翁》三篇诗文中的渔父形象为研究对象,分析论证柳宗元接受《楚辞》的表现。同时,借对"渔父"这一文学意象产生和形成过程的探讨,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文学意象的形成呈链式结构,不同时代关键作家的作用恰似构成链条的各个环节。

西部诗歌的雄性精神

西部诗歌以苍茫辽阔的自然景观为诗情触发点,以现代意识审视我们民族生存的环境和人民的生活斗争,具有昂扬、激越的雄性精神。它通过自强不息的硬汉子形象和雄性意象展现出的雄性精神不仅是西部坚挺的雄性气质的象征,也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精神的写照。

“中国第一诗”——陶渊明《饮酒》(其五)价值新论

陶渊明《饮酒》(其五)的价值在于它堪称“中国第一诗”。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在根本精神上是相通的,就是表现或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而陶渊明的这首诗也正是完美地表现了这一根本精神。纵览中国诗歌史,无论是李白、杜甫及苏东坡等这些站在巅峰的诗人的诗集中,还是其他人的诗作中,都找不出这样一首完美体现中国文化“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的有着“纯诗”品质的杰作。

甘肃临夏方言的程度表示法

甘肃临夏方言表示程度的手段比较丰富。本文全面描述了通过特殊词语、特殊语句以及通过音长来强调程度的类型,对最具特色的方法——音长强调法的形成,从生活习俗及语言的角度进行了初步阐释。

曹植儒道兼具的独特人格魅力

曹植是建安时期成就极高的作家,诗赋文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当时之冠。他的思想个性和文学作品,饱含道家的超脱与飘逸,又蕴含了儒家的昂扬向上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形成了他逸气纯、骨气高的独特人格魅力。

论《西游记》中各类叠音词的妙用

《西游记》中的叠音词数量众多,特色鲜明。其中以叠音象声词、双声叠音动词以及AABB式形容词叠音的使用最具光彩,为小说人物的刻画、场景的描绘以及气氛的渲染,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秦音》及清代方志中的甘肃方言

专门辑录甘肃方言的文献最早见于清代,计有专书一种,地方志十种。现对专书《秦音》的体例、词条及涉猎的著述作了统计分析,对地方志中的方言文献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这两类方言文献的文献学价值与语言学价值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水浒传》中量词用法摭析

《水浒传》中的量词十分丰富,其使用方式极具光彩。它的类别基本上可分为:物量词(包括专用的单位词、专用的名量词、借用的名量词)和动量词(包括专用的动量词、借用自名词的动量词、借用自动词的动量词)两大类,与现代汉语相当。但是也有许多量词的用法非常独特,与现代汉语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和共同点,是汉语不断地在继承中发展的有力证明。

关于陇右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陇右曾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作家和著名作品,陇右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相较于其卓越贡献而言,学界对陇右文学的研究则显得不够,尤其对唐以后作家、作品的研究更是如此。我们应从陇右文学的实际出发,对其应有价值进行深入挖掘。

和谐,适中,公正——论《管子》“中和”的治国理念

《管子》的治国思想以“中和”为纲要,其具体表现为追求和谐、提倡适度、注重公平。如果说和谐是《管子》治国的最高目的,那么适度与公平就是实现和谐的前提和途径。

甘肃“凉州小说”中的民间俗语文化

近几年甘肃的"凉州小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而在叙事中大量地运用俗语去记述百姓的原生态生活,则成为这种地域特征的具体指标.这些至今仍活跃在百姓口头上的语言以一种非常民间化的方式体现着作家们的文化选择.我们可以发现,作家们用自己的精英意识发掘出了这些俗语中的人文精神,即,一、理性的民族意识:二、健康的人性视角;三、和谐的社会理想.这样的写作方式透露了一个信息,即当代凉州本土作家鲜明的寻根意识.同时,它也昭示出了凉州小说的一个生长点.

散文教学与人文教育理念的并轨——关于现当代文学散文教学的方法探讨

在当下的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所以在现代散文教学中应该树立人文教育的理念,具体可从以下三点入手:一、培养“风云”之气。二、重视“情商”教育。三、追求智慧人生。努力将这三种理念灌注到课堂中,从而将学生培养为一个有知识、有能力同时又有感情、有修养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