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四十年历程与展望

2023年是敦煌学界重要节点,这一年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是《敦煌学辑刊》正式创刊四十周年,也是兰州大学敦煌学起步的四十五周年,是兰州大学正式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四十一周年。无论从哪个节点看,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都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郑炳林是兰州大学历史系77级的学生,于1981年9月提前半年留校,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亲历者和践行者,很多过程只有我能够说清楚,为了让大家了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向大会提交了这篇文章的初稿。同年10月29日兰州大学文科工作会议又做了补充并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形成了这个文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大约分为两个阶段,即1979年至1998年的前期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的全面建设阶段。第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1979年至1994年兰州大学在敦煌学与隋唐史研究上的摇摆不定,1995年至1998年学科建设走向正轨;第二阶段从1998年博士授权点的获批、199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开始建设、2003年博士后流动站的建立、2007年重点学科的获批等,敦煌学进入发展正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已出版著作简目

敦煌学研究文库（主编：郑炳林、樊锦诗）公维章《涅檠、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李应存、史正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北京：民族出版社。

兰州大学与港台地区敦煌学交流——港台百年敦煌学文库代序

港台百年敦煌学的发展正好可以同大陆地区敦煌学发展形成互补。大陆地区敦煌学1950—1980年30年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停滞不前，相反港台地区敦煌学研究在饶宗颐、潘重规等一批专家的推动下出现蓬勃向上的趋势，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关于这一阶段的学术史，郑阿财教授在他的序文中作了详细论述。本文主要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情况进行梳理，权当编辑这部丛书的序。

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条件逐渐转好,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四十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的潜心研究,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通过梳理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状况,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二是通过梳理工作,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不断开启敦煌学研究的新境界——《敦煌通史(两汉卷)》评介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加强敦煌学研究,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遵照总书记的嘱托,全国敦煌学界都在为做大做强敦煌学贡献力量。《敦煌通史》就是响应总书记号召,由甘肃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一套作品,为新时代敦煌学的繁荣发展增光添彩、添砖加瓦。《敦煌通史》由郑炳林教授主编,魏迎春教授、李军教授副主编,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也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共分七卷,其中,郑炳林、司豪强承担两汉卷,杜海承担魏晋北朝卷和五代宋初归义军卷,吴炯炯承担隋及唐前期卷,陈继宏承担吐蕃卷,李军承担晚唐归义军卷,陈光文承担西夏元明清卷。《敦煌通史》内容丰富,论证充分,旁征博引,在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完整的、详细的、多样的、鲜活的敦煌画卷。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是一篇比较重要的碑铭类抄本,文中主要记述功德主尚起律心儿修建圣光寺的缘由始末、其家族世系及父祖履历、尚起律心儿的重要功绩等,为我们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历史、唐蕃关系史提供可靠的文献支撑。关于这篇文献,前人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研究空间。我们运用汉藏文文献、出土碑志等材料,从文书录文、没卢氏家族、尚赞磨事迹、圣光寺等几个方面再作探讨,以期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舞蹈艺术理论发展与人才培养——评《大学舞蹈教育教学思考》

舞蹈艺术作为一门独特而深刻的表演艺术,自古至今一直是联结人类文化的纽带。舞蹈艺术的理论发展与人才培养,不仅关乎艺术形式的演绎,更涉及着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的交汇与融合。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舞蹈艺术理论的深化与人才培养的创新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大学舞蹈教育教学思考》一书包括舞蹈艺术理论的基础、舞蹈教育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大学舞蹈教育学科课程设置与教学、大学舞蹈编导教学策略、大学舞蹈编创实践教学、大学舞蹈鉴赏理论教学以及大学舞蹈教育改革与未来展望等七个章节。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文化及其传播——评《敦煌乐舞研究文集》

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精髓。其中,乐舞题材的壁画更是展现了古代中华文明中音乐舞蹈的独特魅力。《敦煌乐舞研究文集》一书聚焦于敦煌壁画中乐舞的文化内涵与传播,通过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敦煌壁画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之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石窟寺考古与美术学研究的互鉴——《文殊山石窟研究》评介

文殊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祈丰藏族乡所在的嘉峪山中,这里地处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周边与青海省以及酒泉、玉门、嘉峪关市等地接壤。文殊山石窟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时期,经过魏、晋时期的建设修缮,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名扬四方。文殊寺,藏语称“嘉木样贡巴”,汉语即“文殊大寺”之意,属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据《安多政教史》载,文殊菩萨曾显灵于此,故名为“文殊寺”。

敦煌文书S.2078V《史大奈碑》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文书S.2078V习字文为隋末唐初突厥蕃将史大奈的神道碑文,史大奈出身突厥可汗家族,经历突厥汗国内部动乱,入中原后又历仕隋唐两朝。传世史籍关于史大奈出身记载不明,对于其入隋缘由以及跟随李渊起兵的背景也未有提及。敦煌文书《史大奈碑》以及出土的其嫡孙《史思光墓志》可以对史大奈世系进行补充。以史大奈经历为线索,可对在隋朝“远交近攻,离强合弱”战略方针影响下突厥汗国内乱,都蓝可汗与其表兄弟突利可汗之间为争夺大可汗名位产生矛盾的前因后果有更清晰的认识。

考古出土汉代陶灶研究--以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品为例

陶灶是农业文明、饮食文化的产物,也是两汉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形成的一种普遍的丧葬习俗。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收藏有25件汉代陶灶,包括圆形、马蹄形、方形、长方形和马蹄形带足器,是典型的汉文化特征,器物图案丰富,展现了生动的庖厨活动、饮食文化、丧葬习俗及观念,反映了汉人对死后世界和后世子孙的美好愿望。文章选取代表性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传承历史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黄河文化研究学术研讨周”成果综述

2023年4月11-15日,“黄河文化研究学术研讨周”活动在甘肃省白银市顺利举办。该研讨周对中华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关系、黄河岩画、丝绸之路、博物馆学概览等学术专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与热烈交流,并开展“历史与现实——黄河文化的内涵与地域性”学术交流会,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并追索其实践价值。此研讨周活动提高了白银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意识,进一步明确了白银黄河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对未来白银黄河文化研究、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甘肃法政学堂(兰州大学)首位教师王家彦生平事迹考

王家彦是甘肃法政学堂的第一位教员,也即兰州大学校史上的首位教师。王家彦于1902年以“大挑知县”身份来甘肃为官,于1902-1903年署任平远县知县,于1903年担任甘肃乡试帘官,于1903-1905年出任甘州厘金委员,于1905-1907年转任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州同,于1907年3-7月署任敦煌县知县。王家彦主政敦煌县期间,奉命接待到访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却因监管不力和渎职等因,导致斯坦因将大批敦煌文物劫运出境。王家彦在处理敦煌县农民抗粮运动过程中手法过激,最终酿成1907年敦煌民变。王家彦被调离敦煌后,于1908年弃官从教,参与创建甘肃法政学堂,并于1909年1月被任命为主讲律例和宪法的首位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家彦应新疆都督杨增新之邀,署任新疆省内务司长,终因积劳成疾,于1913年11月1日在迪化(乌鲁木齐)病逝。

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

西汉敦煌郡厩置传马的配置、损耗与补充研究——以悬泉厩置传马为中心

传马在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汉敦煌郡传马配置总额为360匹,而悬泉置等各厩置定额为40匹,而厩置实际传马数额却上下浮动变化,且往往稍稍超出定额,以应对传马的耗损。悬泉置传马数额极端时,可多达50余匹,少至10匹,推测或与运输压力过大、出现临时性重大接待任务等因素有关。西汉敦煌郡使厩置逐月上报传马名籍和传马出入簿,对传马进行制度化管理。传马名籍使政府能够清晰的掌握各厩置每匹传马的详细“身份”信息,而传马出入簿则可反映各个厩置传马的整体状况。尽管西汉敦煌郡重视传马,为其配备马医,并展开定期巡视检查,又在饲料上提高标准,但传马损耗仍难以避免。传马损耗的主因应为疾病,此外还有用马过剧、草料不足等多重因素。敦煌郡传马损耗速度较快,一般一年就可将厩置中所有传马淘汰换新,甚至有时出现超过定额的“过员”现象。厩置逐月上报传马损耗总数、死马售卖金额等信息。而马匹销籍须经多方联合勘验审定,以防弄虚作假,最终淘汰或死亡的传马会流入肉食市场。为弥补损耗,西汉政府常会采取马苑调配、民间购买、厩置互调等渠道补充敦煌郡传马。西汉敦煌郡马的养牧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西汉敦煌郡酿酒业研究

悬泉汉简中有很多记载西汉敦煌郡酒的酿造、销售和交流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探讨得知其酿造方法有来自中原地区,亦有来自西域地区,主要根据是酒麹的来源有中原地区移民带入的,也有由西域胡商贩运而来的,这两种酿造方法在敦煌地区进行交流。西汉敦煌地区酒的酿造和饮用非常普遍,受饮酒风气影响,酒的销售也非常普遍,悬泉置为了招待过往使客、使者需要支出大量的酒,当悬泉置的酿造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需要出资向民间酿造机构酒铺购买酒,因此酒在当时就成为敦煌市场上常见的商品。

2001年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 ,2 0 0 1年中国大陆共出版敦煌学研究著作 4 4部 ,发表论文 36 3篇。本文首先列出专著 ,其次按敦煌文献、敦煌石窟、敦煌宗教、敦煌史地、敦煌文学与语言文字、敦煌学史、学术动态等栏目对论文作一分类索引 。

敦煌学数字化研究综述

敦煌学数字化代表了数字化时代敦煌学发展的新趋势。20多年以来,敦煌学数字化工作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数字资源不断涌现,理论探索多有创获。此前人们对敦煌学数字化的工作历程有较为清晰的勾勒,但是对于理论研究的成果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对相关理论成果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概要述评,以期能有一定的参考之效。

2000年敦煌学研究概述

2 0 0 0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百周年 ,国内各地纷纷举办各种学术庆祝活动 ,以纪念敦煌宝藏的伟大发现 ,进一步弘扬敦煌文化。本文对 2 0 0 0年国内敦煌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学术成果分类加以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