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共同体:共同体研究的“关系转向”——兼论中国“命运共同体”的共性基础

共同体研究正在经历从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性思维的明显转变。基于关系性思维,共同体可以界定为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行为体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其蕴含着理解现实、规范现实和改造现实的重要功能。一个共同体的关系性主要体现为共同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主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共同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它们受到共同体主体的自我领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以及共同体的关系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共同体研究的“关系转向”有可能促使共同体研究领域开发出新的研究议题,也可为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系列理念提供共性基础。

从“新”出发:新时代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

在中国“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中,中亚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亚五国既是中国的周边地区,也是大国利益云集之地,还是发展中国家。除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之外,四国均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换言之,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四个方向上,中亚均占有一席之地,其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2019年欧盟出台题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的政策文件,标志着欧盟对华政策发生显著转变。欧盟在文件中愈发强调中国作为其“制度性对手”的影响,并开始跟随美国围绕涉疆议题对华施压,中欧关系因此横生波折。相较于美国各界已达成高度共识,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战略模式操纵涉疆议题,欧盟涉疆立场呈现“三心二意”的特点,即欧盟的涉疆立场不仅与美国有所差异,其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在欧盟三大机构中,欧洲议会操纵涉疆议题最为积极,而欧盟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均限制操弄力度,以防止中欧关系脱轨。根据操纵力度的不同,欧盟成员国可分为以法德为首的有限参与派,以立陶宛为首的积极介入派以及以匈牙利为首的拒绝附和派。面对欧盟内部在涉疆立场上存在的分歧,我国应在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基础上,加强对欧沟通以增信释疑,保持中欧整体关系不脱轨,并侧重各国、各机构的特性,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策略,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

国际政治的参与情境决定行动者的博弈行为类型,参与情境变迁将导致行动者行为发生变化。能源安全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凸显了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改变了二战后国际能源政治的参与情境,构建了行动者新的博弈类型,调整了国际能源政治行动者的博弈策略。为了有效应对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美国通过协调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关系,设置能源安全国际议程,最终确定了新的国际能源秩序。当前,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过程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国际能源政治的情境变迁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印度斯坦时报》对华舆论战:以“印太”语境下的策略性叙事为例

[研究目的]当前,在中印边境争端凸显、印度将中国塑造为假想敌、借加入“印太”战略提升竞争筹码的背景下,印度主流媒体对华舆论攻势愈演愈烈,研究“印太”语境下的策略性叙事对中国夺取舆论战主动权意义重大。[研究方法]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语义网络的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考察《印度斯坦时报》对华舆论战的阶段性叙事框架和策略性文本重构。[研究结论]研究发现,印媒利用策略性叙事进行的舆论战兼具政策叙事、体系叙事和身份叙事的框架特征,善用利益捆绑、情感操纵、科学伪装的叙事文本。中国对印舆论交锋应着力拓展叙事对象、提升叙事技巧、设置叙事议程,夺取舆论传播的制度性话语权。

反分裂斗争中的认同政治：价值与制度视角

反分裂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大课题。价值观本质上属于政治认同范畴,是认同政治的重要构成。在反分裂斗争中,价值观成为关键变量。价值认同关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成为影响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对立构建是分裂主义的重要手段。价值观差异和对立不断制造着部分台湾民众、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台独”势力把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内涵从国家认同剥离,并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窄化为大陆认同,制造美化的台湾认同与丑化的大陆认同之间的价值冲突和对立。“港独”势力沿袭殖民势力在价值层面去民族化的路径,煽动香港民众对内地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排斥,企图颠覆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分裂主义国际化层面,价值观因素成为西方势力干涉我国统一、分裂势力寻求外部所谓“同情”与“支持”的重要工具。反分裂斗争中整合及凝练价值观,要统领和协调差异性价值观,引领与应对自我实现价值观,凝练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新价值观。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统一价值观的整合及凝练必须加强制度认同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

不同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肩负不同使命。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区别于旧式国家结盟、契合时代发展要求、致力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融入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内核的价值。基于旧式国际统一战线的局限性、国际统一战线构建基础从单一向多元的演变等诸多因素,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不能单纯以"主体划线"来确定团结对象,而应实施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构建逻辑。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坚持以"领域为界"为主、以"主体划线"为辅的构建逻辑,将推动形成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新领域布局。

“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研究

“港独”思潮与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极化色彩。“港独”是香港本土主义的极端形式,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二元对立矛盾是其滋长的背景。“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主要表现为认知极化与行动极端化两个相互增强的层面。一方面,通过香港与内地之间“自我”与“他者”的极化塑造,“港独”在认知与认同层面建构了分裂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和行为主体的极化,“港独”势力不断推动从社会运动到民粹主义,再到“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的行动极端化。在香港社会严重撕裂、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港独”势力正企图以“民主”手段夺取和实现对香港社会的暴力劫持.

“四方安全对话”的升级与限度——以美日印澳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为视角

拜登政府执政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持续升级。本研究以1991—2021年四国在联合国大会的2276个有效投票数据为统计样本,采用投票一致性指数、投票凝聚力指数以及投票背离指数系统考察美日印澳四边、三边、双边组合的投票水平以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重启后的涉华投票与立场偏好。研究发现,美日印澳的投票一致性显著低于作为对照组的北约,尚不具备军事同盟的集体安全属性。在准同盟关系中,日澳凝聚力最高,美印凝聚力最低。在同盟关系中,美澳凝聚力略高于美日同盟,但显著低于作为对照组的美英、美法同盟。在涉华投票与立场偏好方面,美澳完全一致,日本次之,印度最弱。印太地区的双重结构性矛盾推动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升级,但其安全供给能力尚无法满足成员国的差异性安全需求,“亚洲版北约”难以成形。对于中国而言,理性开放的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是弱化地区安全挑战、塑造印太地区稳定和繁荣的探索方向。

威胁感知、成本预期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对域内危机的选择性介入

作为欧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军事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对成员国安全危机态度差异明显。对于2022年1月爆发的哈萨克斯坦骚乱,集安组织第一时间响应哈国总统请求且迅速介入。但面对2020年以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因纳卡争端引发的冲突,集安组织却“保持缄默”,对亚美尼亚的多次干预请求置之不理。为解释集安组织为何选择性介入域内危机,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威胁感知和成本预期为自变量的分析框架:威胁感知高且成本预期低,则集安组织更倾向于介入该事件;威胁感知高且成本预期高,则集安组织更倾向于有限介入;威胁感知低且成本预期高,则集安组织倾向于不介入;威胁感知低且成本预期低,则集安组织将无所作为。通过分析发现,集安组织之所以选择介入哈国骚乱,是由于威胁感知较高且成本预期较低,而不介入纳卡冲突,是由于威胁感知较低且成本预期较高。从组织前景来看,集安组织对亚美尼亚的漠视使得该国已不断远离这一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安全组织。同时,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组织中的哈吉塔三国均出现了离心倾向。在可见的未来,集安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行动力有可能会下降。

东南亚网络恐怖主义的演进、特征与治理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也衍生了众多有害的“副产品”,网络恐怖主义(Cyber Terrorism)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种现象,“网络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巴瑞·科林(Barry C.Collin)撰写的《网络恐怖主义的未来: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聚合》(The Future of Cyberterrorism:Where the Physical and Virtual Worlds Converge)报告中。巴瑞·科林认为,网络恐怖主义是网络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定义是十分宽泛的。时至今日,尽管学者们对网络恐怖主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究,但是,网络恐怖主义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网络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上,即网络在恐怖主义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这一问题,通常而言有两种解释:目标说和工具说。

中亚地区治理三十年:一项研究议程

2021年是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在涉及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国家构建和社会转型历程这一庞大课题的反思和研究中,中亚地区的地区治理状况及其变迁是一个能带来诸多学理价值和政策启发的学术议程。空间重塑、治理实践、互动规则、象征政治四个方面是中亚地区治理及其变迁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四个维度。从这四个维度予以考察,大体能勾勒出中亚地区治理变迁的大致轮廓及由此衍生的地区秩序类型。不过,这几个维度是涉及中亚地区治理的"骨架",而要描绘出其"血肉",还需要对其中的几个重点议题予以深入分析。这些议题包括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动力、中亚地区秩序的特征及其变迁、中亚地区治理的主要领域及对地区秩序形成和维持的影响、各治理主体在中亚地区秩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策略。对涉及中亚地区治理的四个维度和四个议题进行细致考察,有望能较为清晰完整地把握三十年来中亚地区的治理状况、变迁轨迹及其发展方向。

内外联动: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的2019年香港暴乱

2019年6月以来,我国香港地区以“反修例”为幌子的暴乱活动迅速极端化,对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构成巨大挑战。将2019年香港暴乱置于更宽广的视界中,可以发现此次暴乱是新一轮全球抗议浪潮中香港内部因素和境外干涉势力内外联动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言,香港暴乱分子通过运用香港社会中发达的资金网络、组织网络、舆论网络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千方百计将这些社会网络提供的资源转化为煽动暴乱的实际行动。暴乱分子借助的部分社会网络具有双重性,它们一方面扎根于香港本地社会,另一方面又与境外干涉势力互为策应。而在境外干涉势力中,西方有关国家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最为显著。它们通过资金支持、议程设置、话语塑造等方式肆意干预香港事务,极力推动香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与国际化,企图以此牵制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努力。2019年香港暴乱具有非常浓郁的“颜色革命”色彩。在话语上,暴乱分子在借鉴“阿拉伯之春”中的“变革”框架和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中“占领”框架的同时,在结合香港社会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既有抗议框架的暴力转型。2019年香港暴乱中动员框架的暴力特征,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抗议浪潮并导致对西方社会的“反噬”。

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反分裂主义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和肆虐,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一些国家的治理危机。疫情冲击也传导到世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过程中。从分裂主义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动员框架与行动以及国家抗疫成效对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统一的影响这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分裂主义与反分裂主义的消长与对立,影响了疫情期间及其后世界分裂主义及反分裂斗争的整体态势。鉴于疫情期间分裂势力迅速的框架建构和动员能力,特别是各国在抗疫上的国家能力分化,后疫情时代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反分裂主义方面仍任重而道远。在世界范围内,要警惕经济衰退与国家危机。在国内层面上,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的分裂风险:以提格雷冲突为例

国家结构形式事关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尤为关键。提格雷冲突不仅是埃塞俄比亚及其周边的民族冲突,也是典型的地方与中央冲突。这一冲突反映出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在民族领土化和政治化层面的严重弊端,最终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统一。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结合的产物。它在承认民族多样性、促进民族发展方面曾发挥积极作用,但理念的僵化、民族权力关系的固化等造成了民族差异的本质化和冲突地方化,激化了一般性冲突和分裂主义冲突。在冲突不断激化的背景下,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已难以有效规制各类冲突,民族内战持续化甚至国家分崩离析的风险不断增大。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遭遇的困境根源于该制度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学理层面的内在矛盾性、民族领土化和政治化、联邦的不对称性等问题。这表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赖于相关制度的灵活调适和完善,有赖于国家构建的不断推进。埃塞俄比亚的案例也表明,多民族国家应探索和实施符合自身国情的民族问题解决道路,不能在理念和实践中陷入教条主义和制度移植迷信。

后疫情时代欧洲刑警组织数据保护的新态势探究

新冠疫情正在深刻地改变欧洲社会,大数据使欧洲的个人数据保护问题凸显,对欧洲刑警组织数据保护的新态势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相关预测。从欧洲刑警组织现有的数据保护机制谈起,包括数据评估机制、数据保护官机制、监督机制和争议处理机制,进一步分析在疫情与大数据结合的背景下,相关数据保护的新态势。研究发现,新冠疫情衍生出数据保护的新动力,即欧洲社会新常态、数字主权、监管问题和数字标准。基于此,欧洲刑警组织在四个数据保护机制上分别形成新规范、新技术、新工具和新理念,这种“四新”模式对其他国家和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非一种偶发性、孤立性的国际表达,而是在对华战略的不断调整进程中,美国政府与“疆独”势力逐渐走近并相互利用的结果。基于身份定位、议程设置、框架建构的路径,美国涉疆人权话语逐渐产生并形成体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美国涉疆人权话语与其所处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其本质是以“疆独”分子所谓“悲情经历”为基础、以价值观渗透为目的的霸权话语体系,带有明显的工具属性。我国必须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认清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将长期存在的特质,建构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处理好去极端化与长期建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维护核心利益、国家安全同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相结合,同世界各国一道同破坏、污染国际秩序的行为作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香港“独狼”恐怖主义风险及其治理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后产生巨大威力,推动香港特区开创由乱及治的新局面。然而,香港“独狼”恐怖主义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需加强警惕和应对。根据“独狼”恐怖主义的概念,香港的几起相关暴力案件都可归为这一类型。“独狼”恐怖主义的隐蔽性、可复制性和恐吓力等,导致香港特区面临潜在风险。香港“独狼”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境外势力干涉、个人极端主义和互联网应用等息息相关。香港特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加强打击极端主义思想,打击相关网络工具,重视情报搜集和社区参与。

美国数据治理的现状、挑战和新应对

美国的数据治理具备较为完整的“金字塔”式结构,包括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机构层面的中层衔接落实,以及基层环节的配套。除数据泄露频发、网络攻击复杂等共性数据治理问题明显外,由于预算、人才等因素的限制,美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滞后问题。美国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为数字领域竞争对手,对外转嫁危机,由此表现出的“冷战思维”不利于全球数据治理合作的展开。对此,中国需审慎应对。

上海合作组织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探究

2020年11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发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打击利用互联网等渠道传播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声明》,表示加强打击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主义思想十分必要,应重视发挥各国及其主管机关的主导作用和公民团体的自愿参与,支持建设和平、负责、安全的网络环境。近年来,尤其是在“伊斯兰国”组织溃败后,恐怖组织逐渐采取“化整为零”的措施,使其成员潜伏至世界各地。上合组织地区成为重要的恐怖分子流向地。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也越来越重视利用互联网开展相关活动。对上合组织而言,网络恐怖主义逐渐成为其最重要的威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