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命脉所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保障,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助推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人民千秋万代的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情怀”,增进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逻辑:基于中西方现代化的比较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命题的理解。文本对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对比,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的四重相对逻辑:政党主导逻辑与寡头主导逻辑;人民中心逻辑与资本中心逻辑;全体共享逻辑与少数独享逻辑;和平发展逻辑与战争驱动逻辑。深入阐释和分析这四重逻辑既是全面、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公共利益:现代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

从逻辑视角探讨现代政治制度的相关文献中,涉及逻辑起点的研究屈指可数。逻辑起点是“科学的开端”,政治制度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处于关键环节,因此准确识别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至关重要。马克思认为逻辑起点具有最抽象性、最简单性、细胞元素性、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性、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相一致性,使得逻辑起点抑或历史起点与研究起点、认识起点具有本质区别。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对利益冲突的规约、调节与整合,公共利益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实现了与政治制度的通连。结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属性,在规范或一般意义上现代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是公共利益。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六维认知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题、十九大定调、十九届四中全会谋篇布局,三个历史节点高潮迭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则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在时空压缩与双化叠加的大背景下,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创造性转化的时代新色、现代性生成的本体特色、原创性深化的价值本色、自主性优化的实践成色和发展性更化的战略亮色,有利于廓清和加深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认知,进一步深化治理研究和提升国家治理认知力,既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规定,也是加速推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的现实要求。

国家治理效能研究:文献回顾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国家治理效能的思想演进、理论内涵、转化界域、实现方式和目标引领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形成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清晰地阐释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为国家治理理论注入了活力。但既有成果也存在理论继承与发展不足、方法运用与革新滞后、研究深度与广度不够等薄弱环节。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下,国家治理效能研究应继续强化理论基础,重点关注核心议题,不断拓展研究视域,整合并细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培育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逻辑理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党领导青年治国理政的百年征程表明,引导青年主动接受、自觉运用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和参与国家治理作为一项十分重大而迫切的课题,既是党领导青年工作的历史必然与青年成长成才的规律使然,也是青年在国家治理中积极发挥作用、更好贡献力量的关键环节和促进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践呼唤。立足新时代,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引导青年正确对待和清晰辨识西方治理理论及其缺陷,深刻认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科学性与彻底性、适用性与发展性,发掘彰显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历史底蕴、理论魅力与比较优势。为此,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四史”学习和“四个自信”教育中加强理论宣贯,鼓励新时代青年争做“中国之制”的坚定维护者和“中国之治”的积极参与者,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低保制度优势转化为民生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低保制度体现了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优越性。促进低保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民生治理效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遵循依法统一规范的制度规定,锚定最低生活保障的功能定位展开。要持续低保制度强化兜底保障目标的牵引驱动,合理发挥领导权威加持机制势能驱动效应,推动政策传导机制有效衔接发力,统筹推进政策更新与标准提升的调适发展;不断加强低保治理一体多元结构的主体协同和支撑作用,夯实分层对接与部门协作的高效协同基础,营造党建引领与多元参与的统合治理生态;稳妥推动低保治理过程有效运转与适配改进,推动关键环节的精准化、联动化,实现资源保障的及时性、充足性,促进技术赋能的智慧化、人本化,提升激励约束机制的适应性、长效性。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层逻辑与核心机制

制度有效性、治理有效性和匹配有效性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深层逻辑机理。从制度有效性来看,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内在优势和鲜明比较优势是治理效能得以生成释放的前提基础;从治理有效性来看,在治理规模逐渐扩增的背景下有效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是治理效能得以转化提升的关键环节;从匹配有效性来看,形成与风险挑战相匹配的制度化治理水平是治理效能得以持续转化的重要保障。进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是要优化完善党的领导统筹机制、人民积极参与机制和治理方式革新机制,持续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优化调适国家治理结构,不断创新国家治理方式,以形成治理效能存续的熵减效应、治理效能生成的协同效应和治理效能提升的加速效应,进而不断向着国家高效能治理迈进。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特征、经验与转向

从政党治理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政党动员为特征的乡村治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政党统合为特征的乡村治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政党引领为特征的乡村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政党领导为特征的乡村治理等四个发展时期。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乡村现代化为治理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为治理价值、以一核多元为治理主体、以破解乡村问题为治理导向、以制度法律政策有效供给为治理方式、以党建引领与“三治”融合为治理路径等基本经验。从发展趋势看,党领导推进乡村治理主要体现为治理范式、领导方式和组织功能的发展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