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领导性大国”: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中东政策

莫迪总理自上任以来,其对印度的内政外交政策均做出较大的调整。在中东政策上,印度对中东地区的关注程度和投入力度明显加大,具体表现为拉近政治联系、扩大经贸合作、强化安全合作等三个方面。莫迪政府加大对中东地区的关注与投入有多重原因,其中既有确保能源供应安全、争取更多的侨汇收入等实用主义的考虑,又受到印度历来有之的“大国情结”的驱动。莫迪政府的中东政策具有全面布局、注重平衡、谨慎克制和务实导向等特征。总体来看,莫迪政府的中东政策在短期内拉近了印度与中东各国的关系,为印度维护与实现其海外利益提供了保障,同时亦有助于提升印度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推进其“大国”外交。

文化融入策略与恐怖组织的认同

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融合发展:新时代中国反分裂斗争中主体性建设的重要安排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维护和实现国家统一的主体。新时代我国维护和实现国家统一面临的严峻挑战,使得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反分裂斗争中主体性建设的重要安排。作为民本思想的综合体现,融合发展强调国家统一主体性及经济社会一体性的建构。新时代反分裂斗争中融合发展的思路,已经从两岸关系领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等广阔层面。在反分裂斗争的语境中,融合发展既彰显了人民主体性建构的内在逻辑,也在此基础上为加强国家认同建设提供了现实路径。

新冠疫情下东南亚恐怖主义的演变

新冠疫情的暴发,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节奏,也对恐怖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东南亚的恐怖主义活动整体趋缓,但个体化活动明显增多;“伊斯兰国”影响力依然较强,“伊斯兰祈祷团”等也在加速复苏中。与此同时,东南亚恐怖主义呈现出以网络激进化为渠道开展叙事、以政府合法性为对象进行责难、以“下沉式”经营为路径加速融合等新特征。特别是在疫情的掩护下,东南亚的恐怖主义与民众的社会生活正在深度融合,这可能是东南亚安全的长期威胁。面对挑战,东南亚各国的反恐工作并未放松,但仍存在一些隐患与不足,如“若开马赫迪旅”的出现等。在疫情防控与反恐的双重背景下,各国应加强在处置公共卫生危机与恐怖主义威胁等方面的协调,尤其是要促进情报、资源等共通、共建、共享,共同为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保驾护航。

中美战略竞争与越南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基于战略三角理论的分析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仍处于阶段性摇摆状态。在“印太”地区的四个次区域中,东南亚地区存在最大的战略竞争空间,其中越南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轨迹的重要支点国家。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结构压力,使得越南面临严峻的战略选择难题。在分析越南等亚太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时,现有研究的不足是,过于关注中美等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忽视了小国的施动性及其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结合战略三角理论和小国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提出了评估小国在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的分析框架。需要评估的因素是,大国战略竞争引起的结构压力、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对比、小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及其可资利用的国际支持和援助。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越南战略选择的这四种作用力较为平衡,越中美尚不具备由“浪漫三角”转向“婚姻三角”的现实条件。为把握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动态,需要对重要的支点国家面临的多维作用力进行全景式扫描。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性质、解构及应对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并不是一种孤立性言说,而是西方反华学者、右翼媒体和政府等共同编织建构的、有较强逻辑但明显违背事实的污名化国际表达。从性质上看,这种表达是空幻和虚假的。从逻辑上看,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利用了西方民众对中国新疆的知识“匮乏”及其历史记忆中的情感因素,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虚假关联。美国政府对虚幻涉疆人权话语的接受与利用,是其对华战略不断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生成与传播,在本质上深植于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极端迷恋,同时是美国“东方主义”认知偏见的当代体现。对此,我国应主动揭露美国涉疆人权话语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属性,有效区分国际社会中的话语偏好与话语偏见,加强国际智库与媒体力量的建设,降低国际社会对新疆知识的不确定性。

战略三角理论视角下中美俄大国关系论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不曾放弃瓦解中俄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随着中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同步遏制中俄,国际体系步入新的大国竞争阶段。中美俄战略竞争引发了学界对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联想。现有研究对中美俄关系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具体包括中美俄战略三角是否成立、中美俄关系属于哪种类型的战略三角以及中美俄战略三角的演变方向。通过运用战略三角理论分析现阶段的中美俄关系,文章尝试解答上述问题。第一,由于满足三国目标矛盾、相互依存、认知明确以及独立自主等战略三角成立的前提条件,现阶段的中美俄关系是典型的战略三角;第二,由于中俄在应对美国遏制上深化合作,中美俄关系属于“婚姻三角”;第三,中短期内中美俄“婚姻三角”会趋于稳固,长期来看这一“婚姻三角”存在四种转变方向,分别是僵化的“婚姻三角”、以中国为枢纽的“浪漫三角”、以俄罗斯为枢纽的“浪漫三角”以及中美俄相互对抗的“单位否决型三角”。对于中俄,理性的战略选择是推动中美俄战略三角转变为以本国为枢纽的“浪漫三角”。美国应理性反思在处理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时的冷战思维,否则中美俄很可能陷入相互攻伐的“单位否决型三角”。机械重复历史经验只会错过解除当前国际危机的“窗口期”,三国需努力发掘能使竞争平稳过渡的开创性方案。

施压信号、沟通渠道与国际危机管控失败

理性国家通常倾向于避免战争,而在实力不对称的危机对子中,尽管强国具备明显的危机管控条件,但危机管控仍可能以失败告终,厘清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非常必要。在国际危机中,危机双方的决心对于对方而言是一个私有信息,对于决心的不确定性会加剧局势紧张,而关于一国决心的私有信息在国家战略互动中往往通过信号传递的方式表现出来。引入信号传递机制,可以发现有四个因素影响危机管控结果:一是防御国以施压信号回应挑战国,二是双方的沟通渠道,三是挑战国是否有攻防型盟国,四是防御国的决心声誉。基于1918一2001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国际危机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当挑战国挑起危机后,防御国以施压信号回应挑战国且双方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时,国际危机管控更可能失败。防御国的决心声誉作为一个调节变量会强化施压信号与危机管控失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挑战国是否有攻防型盟国也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影响着沟通渠道这一自变量和部分控制变量,进而影响危机管控结果。

“选择性互动”与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回暖评析

乌克兰危机不仅是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道重要分水岭,同时也成为德俄关系的转折点,严重恶化了两国关系。但就总体而言,历史渊源、地缘关系、利益平衡、价值规范乃至外交传统等诸多盘根错节的因素,使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陷入一种"对抗-合作"的两难困境与外交危机之中。自2013年底德国进入"默克尔3.0时代"以来,伴随着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基于德俄关系的困境与张力,德国在重塑对俄外交时奉行"选择性互动"的策略与政策,使得德俄关系明显出现回暖迹象,这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与俄罗斯关系变化态势、动因及影响

自2021年初上台执政以来,基于重塑美国国际地位的总体战略目标诉求,拜登政府在继承特朗普大国对抗政策的基础上重拾“联盟管理”和西方民主价值与规范,在安全观认知差异、固化的反俄倾向、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趋于好转以及乌克兰危机消极后果持续发酵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美欧联手向俄罗斯发起新一轮制裁和打压,使得双方在地缘政治、能源博弈以及外交制裁等领域的冲突与对抗更加激烈和尖锐,美欧与俄罗斯关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态势和变化。进入2022年以来,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美欧与俄罗斯的对峙进入白热化,大国关系回归地缘政治竞争的历史传统和动机更加鲜明,从而严重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与平衡,使百年变局背景下脆弱的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给“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全球发展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

欧亚大陆长期以来处于世界权力中心位置,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均位于欧亚大陆。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发生巨大变化。虽然经历“冷战”后三十余年的转型与发展,但受历史和现实因素交互影响,欧亚大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的发展与治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和严峻。借力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2022年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提出的一项重要议程,这对于丰富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破解欧亚大陆发展困境与难题及共建美好“上合家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

在欧亚地区,由于行为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该地区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秩序模式。最外层的“套娃”是俄美在全球层面进行的竞争和合作,第二层“套娃”是俄美在欧亚地区的互动以及该地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分别与俄美两国所形成的互动关系,第三层“套娃”则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层面形成的关系模式。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套娃”是相互影响的,俄美在第一层次的互动会传导和影响第二、第三个层次,反之亦然。同样属于欧亚地区,之所以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的套娃秩序远没有中亚次区域稳定,主要原因在于,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的国家往往会借助西方国家的力量制衡俄罗斯,而中亚次区域的国家则倾向于对俄罗斯采取对冲或追随战略。前者容易导致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出现以俄罗斯及其追随者(包括地区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为一方,西方国家与地区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后者则会出现俄美与地区国家联合反对非国家行为体,或俄罗斯联合地区国家反对非国家行为体以及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与西方之间形成的松散联盟。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中亚次区域出现的更多是各方行为体之间的摩擦或龃龉,很少上升到集团对抗的高度,从而能有效保证套娃秩序的稳定。

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和北约在黑海的战略对抗

黑海位居欧亚大陆交汇的十字路口,历来是大国利益交汇与竞争博弈的重要舞台。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道分水岭,同时也是俄与北约对抗升级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克里米亚入俄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并陷入全面对抗之中,其中黑海对抗是俄与西方总体战略对抗的一个缩影。本文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为背景,基于黑海地缘战略价值,分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北约不断加大黑海军事存在、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以及日益强化黑海战略力量等对抗态势,从“安全困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诉求等维度深入探讨俄罗斯与北约黑海对抗升级的动因,分析黑海对抗给地区地缘政治与安全稳定、沿岸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欧洲安全秩序及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和影响。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全面升级和冲突的爆发,俄与北约黑海对抗也在进一步升级和加剧,使得黑海地区局势走向和发展前景充满极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