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四十年历程与展望

2023年是敦煌学界重要节点,这一年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是《敦煌学辑刊》正式创刊四十周年,也是兰州大学敦煌学起步的四十五周年,是兰州大学正式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四十一周年。无论从哪个节点看,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都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郑炳林是兰州大学历史系77级的学生,于1981年9月提前半年留校,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亲历者和践行者,很多过程只有我能够说清楚,为了让大家了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向大会提交了这篇文章的初稿。同年10月29日兰州大学文科工作会议又做了补充并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形成了这个文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大约分为两个阶段,即1979年至1998年的前期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的全面建设阶段。第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1979年至1994年兰州大学在敦煌学与隋唐史研究上的摇摆不定,1995年至1998年学科建设走向正轨;第二阶段从1998年博士授权点的获批、199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开始建设、2003年博士后流动站的建立、2007年重点学科的获批等,敦煌学进入发展正轨。

兰州大学与港台地区敦煌学交流——港台百年敦煌学文库代序

港台百年敦煌学的发展正好可以同大陆地区敦煌学发展形成互补。大陆地区敦煌学1950—1980年30年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停滞不前，相反港台地区敦煌学研究在饶宗颐、潘重规等一批专家的推动下出现蓬勃向上的趋势，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学术交流频繁进行。关于这一阶段的学术史，郑阿财教授在他的序文中作了详细论述。本文主要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情况进行梳理，权当编辑这部丛书的序。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已出版著作简目

敦煌学研究文库（主编：郑炳林、樊锦诗）公维章《涅檠、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李应存、史正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北京：民族出版社。

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西汉政府经敦煌与且末间的交流交往

且末是与西汉交往最早的西域诸国之一,因其地处西汉出敦煌通西域的南道之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尽管且末国小民少兵弱,西汉政府仍然非常重视同且末的交往和对且末的经营.但《汉书·西域传》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且末都很少,特别是与且末的交流交往记载的就更少,这些珍贵的资料就保存在敦煌悬泉汉简中,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分析研究,基本上恢复了西汉同且末交往交流的原貌.

阳关: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交流交往的关隘——基于史籍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的命名与设置布局应是仿照中原关隘布局而来的,即复制或者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关隘名称与布局。而悬泉汉简所载“敦煌塞”很可能就是指阳关一带的边塞,也即阳关都尉所辖边塞。阳关是西汉中原前往西域地区使用最多的关隘。西汉敦煌郡九置组成的邮驿系统向东可通达长安,向西从最西端的龙勒置就近经由阳关出塞,又经文候鄣可抵达鄯善国伊循城,至此连接西域南道。这条阳关通道相对玉门关通道更便于通行,因而,阳关通道是文书传送之路,也是戍卒、施刑士来往之路,还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之路。因此,阳关应当是为了与西域诸国通使通商需要而设置的关隘,此后成为西汉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西汉敦煌郡南塞防御体系的构建

西汉敦煌郡为抵御南羌,构建了南塞防御体系。西汉于元狩三年(前120)在南湖绿洲部署屯军,此为敦煌防御南羌肇始。敦煌置郡后,构建起以敦煌城为中心的四层防御体系。即围绕敦煌绿洲建造的敦煌城墙、古塞城、天田等三层防御设施以及由北部长城防线、西部两关防线、南部南塞防线组成的第四层防御体系。敦煌最初应以“南湖绿洲屯戍点——南湖塞墙——党河、鸣沙山——天田与古塞城南段”为南塞。后随着西汉对敦煌郡经营的深入,南塞推进至南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一线,部分烽燧修筑至南山南麓,新的南塞由大量烽燧、少量城鄣以及局部地区修建的塞墙构成。敦煌南塞自西向东主要包括:阳关都尉及所辖雕秩候官、敦煌县南部的博望候官、广至县南部的“徼”以及冥安与渊泉二县以南的屋阑、南塞、益广、广校①候官,其中位于渊泉县南的南塞、益广、广校候官应即“南塞三候”,或设置于昌马盆地一带,属敦煌郡直辖。此外,南塞沿线还修筑羌备城坞并设置众多的亭。足见西汉敦煌郡已经建造起较为完备的南塞防御体系。

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条件逐渐转好,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四十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的潜心研究,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通过梳理四十年来国内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状况,一是展示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二是通过梳理工作,希望能够找到相关的研究空间。

敦煌法相宗文献及其书法评价

唐初高僧玄奘在印度游历回到长安后创立了法相宗,法相宗历经玄奘、窥基、慧沼、智周等的传承,后趋于衰微。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经中有一批法相宗相关文献,其中包括P.2132《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下》、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等优秀的书法写卷作品,分别展现了楷书、行草、草书三种敦煌书风,为敦煌文献书法中难得的精品。

甘肃法政学堂(兰州大学)首位教师王家彦生平事迹考

王家彦是甘肃法政学堂的第一位教员,也即兰州大学校史上的首位教师。王家彦于1902年以“大挑知县”身份来甘肃为官,于1902-1903年署任平远县知县,于1903年担任甘肃乡试帘官,于1903-1905年出任甘州厘金委员,于1905-1907年转任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州同,于1907年3-7月署任敦煌县知县。王家彦主政敦煌县期间,奉命接待到访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却因监管不力和渎职等因,导致斯坦因将大批敦煌文物劫运出境。王家彦在处理敦煌县农民抗粮运动过程中手法过激,最终酿成1907年敦煌民变。王家彦被调离敦煌后,于1908年弃官从教,参与创建甘肃法政学堂,并于1909年1月被任命为主讲律例和宪法的首位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家彦应新疆都督杨增新之邀,署任新疆省内务司长,终因积劳成疾,于1913年11月1日在迪化(乌鲁木齐)病逝。

蜀地佛教版画在五代宋初敦煌的传播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版画主要以佛教题材为主,其中有阿弥陀佛、文殊、观自在和地藏菩萨像,以及太平兴国五年(980)刻印的《大随求陀罗尼》版画,反映了佛教民间信仰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特征,是五代宋初蜀地佛教版画艺术的珍贵实物见证。这不仅开启了版画作为独立创新画种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我国古代版画艺术的雕镌、填色及上图下文等民族样式;而且带来了全新的佛教民间信仰模式、佛教题材和图像特征,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当代人重新审视唐宋版画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鲜活个案。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是一篇比较重要的碑铭类抄本,文中主要记述功德主尚起律心儿修建圣光寺的缘由始末、其家族世系及父祖履历、尚起律心儿的重要功绩等,为我们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历史、唐蕃关系史提供可靠的文献支撑。关于这篇文献,前人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研究空间。我们运用汉藏文文献、出土碑志等材料,从文书录文、没卢氏家族、尚赞磨事迹、圣光寺等几个方面再作探讨,以期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舞蹈艺术理论发展与人才培养——评《大学舞蹈教育教学思考》

舞蹈艺术作为一门独特而深刻的表演艺术,自古至今一直是联结人类文化的纽带。舞蹈艺术的理论发展与人才培养,不仅关乎艺术形式的演绎,更涉及着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的交汇与融合。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舞蹈艺术理论的深化与人才培养的创新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大学舞蹈教育教学思考》一书包括舞蹈艺术理论的基础、舞蹈教育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大学舞蹈教育学科课程设置与教学、大学舞蹈编导教学策略、大学舞蹈编创实践教学、大学舞蹈鉴赏理论教学以及大学舞蹈教育改革与未来展望等七个章节。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文化及其传播——评《敦煌乐舞研究文集》

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精髓。其中,乐舞题材的壁画更是展现了古代中华文明中音乐舞蹈的独特魅力。《敦煌乐舞研究文集》一书聚焦于敦煌壁画中乐舞的文化内涵与传播,通过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敦煌壁画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之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敦煌印本历日的编辑刊印特点及媒介功能拓展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历日中有数件唐代印本,以及依据宋初印本而来的抄本.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作为家居日用类杂书,敦煌印本历日在内容传播上更具有民间语境特征,体现出引用摘录、图文互补和广告宣传的鲜明特点.除满足日常生活外,敦煌民众还将印本历日当作增进人际关系的"媒介物",如馈礼、收藏与借用,以及用于专业知识学习、抄写及临摹的范本.印本历日在敦煌的流通,反映了雕版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大众文化传播的社会需要,与用作宗教信仰的印本佛经、雕版佛画一起,共同推动了唐宋雕版印刷业的兴起.

敦煌归义军时期的邈真像功能探微

归义军时期的邈真像,是反映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现实人物的写真画像,其绘制于莫高窟等佛教洞窟的原因有多种,或为功德庆贺、或为纪念亡人、或为礼行佛事。本文通过梳理节度使画像、高僧绘塑像、主室东壁门上的亡父母像、藏经洞出土绘画品下方的供养人像等邈真像的绘画意图,结合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探析不同群体的邈真像分别具有政治、祭祀、供养功能。

敦煌文书S.2078V《史大奈碑》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文书S.2078V习字文为隋末唐初突厥蕃将史大奈的神道碑文,史大奈出身突厥可汗家族,经历突厥汗国内部动乱,入中原后又历仕隋唐两朝。传世史籍关于史大奈出身记载不明,对于其入隋缘由以及跟随李渊起兵的背景也未有提及。敦煌文书《史大奈碑》以及出土的其嫡孙《史思光墓志》可以对史大奈世系进行补充。以史大奈经历为线索,可对在隋朝“远交近攻,离强合弱”战略方针影响下突厥汗国内乱,都蓝可汗与其表兄弟突利可汗之间为争夺大可汗名位产生矛盾的前因后果有更清晰的认识。

开渠与浚泉——试论雍乾时期敦煌的水利建设

文章基于学界对清代敦煌开发历程的梳理,进一步探讨雍乾时期敦煌水利开发过程中的具体措施。雍正至乾隆年间西北军兴,清廷对旷无建置近两百年的敦煌进行了再度开发,清廷和地方疏浚、修建渠道以满足移民屯田需要,最终形成了敦煌十渠的灌溉格局。敦煌灌溉用水的增加使得党河余水渐少,水不足用的问题日渐突出。乾隆初年常钧试图浚泉以增流量,但以失败告终。

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资料所载尼僧多为法律尼的原因初探

纵观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留存下来的敦煌文献,关于尼僧的记载并不算多,而这些留下印记的尼僧多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法律。文章对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资料中记载的法律尼作了初步梳理,对法律这一僧官的具体事职进行了分类探析,从而得出了这些尼僧多担任法律这一僧官的原因:大族背景的助力、法律一职的冗滥及女性自身的努力。

西汉敦煌郡阳关设置与功能——基于汉唐敦煌出土文献的考察

阳关是西汉政府经敦煌郡通西域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的关键关隘。通过考察发现阳关得名可能与西汉敦煌郡移民实边政策有关,即阳关最初或为侨置地名。而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的说法可能是后来赋予的文化含义。又据敦煌文书记载推测太初四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后,玉门关自酒泉郡西移至敦煌西部的后世阳关位置。至后元元年,玉门关北移至小方盘城一带,这一关隘才被命名为阳关。阳关承担着迎送接待使者、使客和安置降民、传递文书信件、发放俸钱及物资等相关职能。至于以阳关为治所的阳关都尉是敦煌郡南塞的组成部分,阳关都尉下辖的候官目前能够确定仍只有雕秩候官。阳关都尉拥有单独上书中央政府之权,而其下属司马常在都尉空缺之际代行其职。阳关都尉与南塞其他边防机构构成了防范南山羌的统一的防御体系,并且在这一体系中阳关都尉地位关键,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