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模式改革与法律人型塑

传统形成的“注释法学”的法学教育模式是一种学术主导型的模式,在目前中国司法实际环境中,由于其知识类型和传授方法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司法需要的知识.受高等教育目标规律的制约,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应当围绕“法律人”型塑而展开.综合考察市场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法科毕业生就业的趋势等因素,应确立职业主导型的法学教育模式.

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的法律构造与司法适用研究——基于23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要求商业银行充分地了解投资者与产品,确保向投资者销售的产品同风险承受意愿、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我国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但仍存在法律构造不清晰,司法适用不明确的问题。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的法律构造应当包含了解义务和匹配义务,告知说明义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不应认定为适当性义务的构成部分。在判断商业银行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时,除欺诈销售行为可以采用形式判断模式外,均应当采取实质判断模式,商业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侵犯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承担侵权责任。对商业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责任分配,可以依据威尔伯格动态系统论建立责任分配体系,商业银行基于在信息、财力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在违反适当性义务时有较大概率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

生成式人工智能网络小说的性质认定和权属论证

人工智能在出行、就医、娱乐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为网络小说写作提供了便利。随之而来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现有著作权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权问题有两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网络小说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所称的作品?该作品的权利和义务又归属于哪一主体?这两个问题富有争议且紧密相关,是研究其他问题的基础,文章从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过程中多主体的利益平衡角度入手,结合司法案例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确定分配状态,按照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品的实质智力劳动比例来分配著作权归属。文章对文本生成过程中的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涉及对其他已有作品的著作权侵权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从法律的层面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济法教学模式改革思考

培养具有扎实国际经济法理论功底和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的国际性法律人才是我国国际经济法教学改革的出发点,通过引入开放式、案例式教学方法,丰富国际经济法课堂教授方法,是提高学生运用国际经济法理论、规范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外法医学教育比较研究

针对目前的法医学教育体制,虽然法医学理论界与法医学实务界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意见,但由于我国开展法医学教育时间较短,因而法医教育体制的探索,应通过对国外法医学教育体制的研究并与中国现行法医学教育体制进行比较,才能提出若干改革建议.

“经济地理学”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文章结合教学实践,总结和分析了经济地理学课程实施双语教学的经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并从管理方式、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设等方面探索了既能克服这些困难又能获得较好效果的途径和方法,旨在与广大同行共享。

论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依据当时北美大陆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应运而生于美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例如传统文化、社会认同、犯罪率急剧上升、刑事案件大量积压、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辩诉交易的高效、民主、实用等,使其得以存在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现在已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世界各国面临巨大的社会犯罪压力和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辩诉交易成为众多国家其中包括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垂青的对象,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收到良好效果。在本世纪初,我国对此进行了一次伟大尝试,学术界和司法界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辩诉交易对世界刑事司法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变迁与法律变迁的一般理论

任何的法律发展都建立在社会发展之上，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由经济与社会铸造而成。都深刻地蕴涵在一个社会的结构之中，法律的生成与演进是与社会及其变迁密切相关的，社会调整与变迁也必然最终引发法律秩序的调整与变化。

浅析我国警察的证人资格

本文通过对警察能否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进行理论和实践分析，并通过国内外的立法和实践的普通做法，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警察证人的资格和出庭作证提出了相关见解，以及我国建立警察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中专学校学生伤害事故责任风险的预防

中专学校面临学生伤害事故责任的巨大法律风险，因此中专学校必须充分重视该风险的预防问题。

判决书中欲说还休的“理”

判决是一场诉讼的终结,判决书是依据案件实体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论证。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要求法官作出的判决书叙述明确、全面,说理透彻,论证充分。

《民法典》语境下所有权保留卖主在破产程序中的权利实现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全球大背景下,我国《民法典》采取了兼具形式主义担保观和功能主义担保观的二元担保设计。二元担保观下,保留卖主保留的权利实质是担保性所有权,真正所有权在标的物交付时就已被转移。在保留买主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可以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若破产管理人选择继续履行,应及时向保留卖主履行支付价款和其他约定义务,若破产管理人违约,保留卖主可以依据担保性所有权主张破产别除权以实现价款债权;若破产管理人选择解除合同,保留卖主可以依据担保性所有权主张破产别除权以实现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保留卖主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仅在保留买主违约时方可解除合同并请求取回标的物或参照担保物权程序实现价款债权。

影视改编中保护作品完整权与改编权的冲突与化解

在我国著作权法二元论的法律体系下,保护作品完整权与改编权的差异天然存在。而在影视改编中,因为存在文字作品和视听作品表现形式不同、影视行业监管等特殊因素,进一步诱发了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在已经取得改编权的前提下,权利冲突的根源在于著作权法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行为方式等规定较为模糊,进而导致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内涵与外延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为实践带来了诸多困扰。通过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概念辨析和历史追溯,明确应以“思想标准”作为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冲突问题,提出遵循必要改动原则、客观主义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的建议。

刑事责任年龄降低法律问题探究

自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以来,我国还没有一例应用到此条款的刑事案件。本文依托2023年6月1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下称《白皮书2022)》)的数据以及学界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理论中降低说,维持说和弹性说三个主流观点,对法条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尝试对法规整体作出理解,从完善制度建设角度,提出规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款实施程序,细化未成年累犯重犯刑罚规制及明确新修改条文中认定标准的建议,同时提出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完善非刑罚处置措施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议。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探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一系列的侵权风险及侵权责任承担困境,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具备形式逻辑和人类理性,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责任能力。为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承担机制,需要划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相关主体的责任,现行的网络侵权责任和产品责任的规定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应当调整相关的法律,并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建立特殊的责任承担方式,以缓解科技对法律的冲击。

资产管理人ESG投资的省思与制度因应——基于信义义务的分析

ESG投资以可持续发展、良好的公司治理及社会责任践行为价值导向,基本理念与投资收益模式不同于传统的投资方向。ESG理念纳入资产管理人考量的投资要素时,遭遇了与信义义务存在冲突的质疑。深入剖析可知,ESG投资并未偏离受益人利益最大化需求,符合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在逻辑,且能够实现与资产管理行业目标的一致性。有必要通过ESG披露与评级制度完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资产管理人法律责任的明晰等举措促进资产管理人ESG投资的法治保障,实现资产管理行业良性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赢。

论一手房交易中未办理登记的买受人之权益

在一手房交易中,开发商基于自身的事实行为取得房屋的所有权,经过初始登记后才能为房屋买受人办理转移登记,并发生所有权的变动。因未及时办理转移登记,房屋买受人实际占有的房屋具有因开发商债务而被强制执行的风险。基于利益的平衡,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将房屋买受人“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视为一种“物权期待权”。这样的概念界定有悖于“物权期待权”的基本理论,也与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形成了理论冲突。实际上,房屋买受人基于“债权合意 + 交付占有”在房屋上设立了一种物上之债,既可排除开发商的所有权效力,也可排除第三人除善意取得的所有权之外其他权利效力。

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有效运用

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执法的核心。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终于从法律的层面规定了有关证据转化的问题，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使行政执法证据的转化终于实现了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证据转化作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要内容同样也面，l占着诸多问题。本文将基于本次《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行政执法证据的内容，对行政执法证据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运用中的范围作出分析和论证。

数字检察的实践逻辑与风险防范

在新时代科技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驱动之下,数字检察战略应运而生。沿着案卷审查到能动检察、事后规制到全程监管、人类智能到人工智能、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的脉络,检察监督职能将化被动为主动,实现整个法律监督体系的重塑与革新。然而,数字检察作为技术与检察耦合的新兴产物,在技术、制度、主体、数据等维度不可避免的暴露出异化风险,这无疑为改革带来一定阻力。因此,在面对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智能化趋向的同时,应当警惕数字检察沦为检察权无端扩张的工具,从多重维度防范风险,确保改革实现理想效果,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