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启蒙:严复与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严复八大译著思想影响为例

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从历史角度去追溯中华民族“一体”,可以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各时期的发展轨迹。严复译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影响,体现在自由意志传达和“民族国家”引进;体现在受严译影响的精英对“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主义”概念的推动。民众对西方自由概念的接收和了解,激发自我意识觉醒,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民族国家概念的引进使得大众产生了对个人—国家关系的再思考,个人向上的关系超越了家族、宗族,达成了与国家的直接联系;在严复民族思想的启蒙作用下,其他社会精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了“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给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一个积极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指标及量表编制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联动互补、情感上亲近相守的民族复合体。为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指标,在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知、共情、共思、共忆、共育”五个共同心理加工过程,结合访谈与专家评定结果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确定为认知、情感、思维、记忆、培育五个维度。通过三次取样测试,形成二阶结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量表。通过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结构效度的检验,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量表理论构念合理,各项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是评估个人或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的有效工具。

论中华民族结构的多元聚合性

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表现出多元性、交融性与聚合性的基本结构特点。其中,多元性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基础,而交融性则将多元性有机整合于同一体系中,使各民族紧密互联,并逐渐汇聚为统一的文明体系,使中华民族表现出聚合性的结构特征。多元性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交融性是多元性向聚合性发展的动力纽带,聚合性则促成了中华民族经交融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状态,集中体现为稳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不断铸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源远流长:论中华民族的稳定性特征

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通常是“民族”概念的关键词,而稳定性更是其中的关键。文章以中华民族稳定性为主题进行研究讨论,从中华民族实体存续状态来看,中华民族这一实体在历史的纵向上呈现出连续存在的特征,在生存疆域的横向上呈现出一种边界稍有微变、核心区域不变的特征。从中华民族具体内涵来看,中华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一些互通共享的元素都被有选择地传承下来。在当下复杂国内外环境中,挖掘中华民族稳定性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交往与共生:试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共同体,是在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发展并壮大起来的。经过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基,是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源泉,能够进入各民族的认知结构,并成为维系中华各民族共同心理和精神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文章侧重于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等层面加以分析,以期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进行有益补充,并希望能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理论与现实方面的借鉴。

论中华民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的深层逻辑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得以稳态延续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华民族的基础性稳定性结构,体现在各民族共创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之中,“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为其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使其进一步得以夯实,各民族在心理上的相互尊重、包容、共享、互纳,从更深层次上维护和滋养着这种基础性稳定性。作为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基础性稳定性结构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出发点。

历史与交融:中华民族的结构同源性特征

中华民族,这一贯穿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文化概念,内中包含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关注。对于中华民族核心特征——“多元一体”的讨论,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试图通过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基于相似自然环境和人类普遍心理所产生的文化根基认同方面入手,在历史语境中讨论明显的族源交织所导出的中华民族历史结构同源性,从而辩证地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

论中华民族同质性特征及影响因素

同质性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维系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重要基石。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同质性主要体现在各民族分裂统一、拓土开疆中形成的共同生存空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维系的共同利益链条,积极认同、自觉行动中构筑的共同精神家园,维护统一、抵御外敌中结成的共同前途命运之中。各族人民友好交往、频繁交流、深入交融,既是促进中华民族同质性形成与稳定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乃至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互嵌交融:论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

我国各民族在共同空间结构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并发展着中华民族,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使中华民族在“互嵌交融”的状态中呈现同质性一体性的结构特征。文章以杨建新先生“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华民族所处的共同时空格局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同质性一体性结构。关于中华民族基本结构的探索,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

中国陆地边境护边员职业化问题探析

从技能标准、制度化管理、劳动关系契约、行为规范及培训等职业化标准来看,中国陆地边境护边员半职业化趋势明显。它具体表现在定期发放补贴、规范的职业化流程、严格的管理制度、每月定期执勤、日常农牧商生计与巡边相结合等方面。半职业化的原因有:边民利用职业便利做好日常戍边工作是其历史背景;工作性质属于辅协边防军人和移民警察工作是其前提条件;通过职业化措施有效遏制边境村庄牧场空巢化是其直接动因。为了更好地发挥护边员在强边固防与连通周边国家的作用,我们需要因地制宜改善边境基础设施、统一护边员名称、执勤与补贴精准体现“半职业化”标准、职业管理细致化、职业培训精准化,并鼓励护边员“薪火相传”,从而充分发挥护边员在边境管控与畅通的优势。

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的路径--以贵州省为例

如何实现数字化赋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亟须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数据战略下的数字治理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在廓清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数字治理理论框架基础上,针对当前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现实问题,构建出数字化赋能贵州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典范创建要素池所需的三层级数字化方略,并提出全面优化顶层制度体系设计、着力完善民族事务立法工作、系统提升相关治理主体能力、着重加强各类信息平台建设四方面的路径设计,进而助力推动贵州民族工作和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凸显和文化软实力的展现。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葆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目前,学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传承人的现状分析、认定制度、保护机制、培养方式、保护措施等方面。基于对既往研究的梳理,今后的研究可将重点放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化、强化“非遗”文化与区域文化融合、加强符合时代要求传承人培养方式以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等方面。

类型、互构与中华一体:谷苞农牧区位关系论及其价值

农牧区长期并存和相互促进是中国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中华一体离不开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主体参与和贡献。我们不应从农业中心立场或草原中心立场来认识中国,而应从实际经验出发来洞察区位内和区位间的复杂关联。谷苞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和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建构出理解中国的农牧区位关系论。农牧区位关系论不仅论述农牧区内的经济社会类型和农牧互构,而且从农牧互依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方面论证中华一体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动力。农牧区位关系论将微观研究、宏观社会和历史演变贯通起来,呈现了认识中华一体的知识生产路径、方法和思想。农牧区位关系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重要成果,是民族学研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学术思想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中心任务。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社会群体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模式不一,形态各异,中国式现代化亦有其发展逻辑。

中俄边境口岸的特点及发展优劣势反思

中俄边境口岸18个,自东向西分布在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边境区域。其自然特点有:中俄边境口岸数量居中国陆地边境口岸之最;口岸类型齐全;分布相对适中;运行严重受气候影响;口岸区域遍布农场;口岸区域病毒虫害较多。其人文特点有:多数口岸历史较为悠久;口岸交通条件便利;多数口岸基本形成了进出口贸易为主、旅游及服务业为辅的口岸经济发展模式;中俄边境口岸与经济贸易区、物流园区连成一片;口岸具有多元文化;与对应国俄罗斯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以上特点中包含了中俄边境口岸发展的优势与劣势。针对优劣势,文章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在尊重自然环境和利用口岸资源的前提下突出口岸特色边贸;在防止病虫病毒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传统农场农牧业和现代旅游业;以口岸为中心将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边境城镇与俄方边境城镇连接在一起,促进口岸辐射功能的发挥;促进以边境口岸为通道的跨国移民就业及文化交流;探索东北与西北中俄边境口岸联运发展的可能性。

边境口岸区域牧民非牧化探析——以新巴尔虎左旗巴音塔拉嘎查为例

随着内蒙古边境牧区现代化发展,以牧为本的牧民由静态、同质性、单一身份的牧民群体向流动性、异质性、多元性的非牧化方向分化和发展。其中,牲畜结构从五畜齐全向大畜增长、小畜减少的转变是牧民非牧化的潜在表现;牧民兼业或从事其他职业是牧民非牧化的显性表现。牧民非牧化的原因有人口增长、自然灾害、草场退化、牲畜价格不稳等。其积极影响表现在对牧民应对自然与社会风险、提高牧民物质生活质量和拓展社会资源、建设分散型城镇化有利;消极影响表现在非牧化不稳定、过度非牧化使畜牧业劳动力不足、未能缓解草场压力、不利于以牧戍边。因此,文章认为依靠吸收传统牧业知识体系和保护牧民利益的国家政策,建立规模合理的自主造血型牧业合作社,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展以牧民为主体的草原畜牧品牌产品,最终通过多种产业互相补充达到消解牧民非牧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以牧兴边、以牧戍边。

中哈边境口岸新冠肺炎疫情风险防控问题探究

全球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以来,中哈边境口岸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口岸功能仍承担着联通欧亚、实现物流运输西进东出的重任。面对周边国家疫情的严峻态势、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两个口岸持续上升的货运压力以及口岸防疫压力的不断增大的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哈边境口岸在疫情防控期间存在的风险表现在:地区医疗救治资源有限、口岸风险人群增多、边民日常防护难度增大和中哈两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再遇挑战等方面。因此,疫情之下口岸应当通过政府、公共卫生机构、民间组织等机构合力强化疫情防控工作;加强风险人群在口岸地区的管理和疫情防护工作;强化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宣传的管理;防范边境地区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