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远古历史的民族志书写与文学再现——以赵宇共小说《走婚》《炎黄》为例

当代历史小说出现一种以某一族群历史为对象,会通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复原栩栩如生的历史图景,探究族群文化精神的叙事作品。赵宇共的小说《走婚》、《炎黄》即对华夏远古历史进行了复原,体现出历史民族志书写的性质,有较严谨的知识性,并对华夏文化精神的根性进行了多方位探索。同时,小说把知识的表达转化为文学意象,将知识性蕴含在想象和虚构的小说世界之中,对上古先祖生活的描写有血有肉,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

自媒体时代的微博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自媒体时代的微博文学,已经是当代文学创作系统中的中坚力量。微博文学样式强调自主参与,即时互动,为精神家园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随着微博文学的兴起,个人参与和个性表达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微博文学拾起汉语文字的美丽和魅力,以全新的文学样式表达着内心世界,使得文学的传统作用得到了回归和发展,从而在新的空间和时间下用积极的方式参与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当代的文学创作范式。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城市文化书写研究——以“老北京”与“大上海”的文学考察为中心

城市文学书写,是个永恒的主题。自从城市形成以来,历代作家采用不同的形式,用文学之笔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真实、富有历史文化感的城市景象。因不同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城市亦如人,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文化性格。文化人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年轻学科,其研究的重心,最终都必须落实在"人"的问题上来,文学是人学,而城市文学是城市人的文学,采用文化人类学独特的视角对城市文学进行解读,会有新的收获。文章主要选择从老舍与张爱玲小说中对各自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叙写,揭示城市文学与城市文化互为表里的深刻关系。

论津门查氏的遭际、心态及其水西庄的营建——以查为仁为中心

天津查氏水西庄是清代私家园林建筑的杰出代表,并对清代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查氏水西庄园林的构筑及其广纳下层布衣寒士的善举,与查家特殊的家族渊源和遭遇经历不无关系。文章从家门罹难、"花影"痛史、息心水西三个方面对查氏尤其是查为仁的家族渊源、怆苦经历和心态嬗变略做考证,以探求查为仁的苦难心路及其水西庄的文化贡献。

金农诗歌创作中的人格体现及其交游取向

金农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诗人的人格特征在诗中有多方面体现。金农诗通过"鸥"、"鹤"、"菊"、"梅"等众多意象营造出意象体系,含蓄曲折地表现了作者的人格取向;又通过个性化的表现方式直接传达了作者狂放不羁、率真洒脱的性格和感情意绪。同时,金农的交游取向也突出地体现了其人格特征,他的交游网络除了和浙派人士具有特殊渊源者如卢见曾、鲍鉁等个别官员外,多限于浙派人士,其中以隐逸和布衣之士为其交游主体。

曹丕《燕歌行》的断句问题与三句体诗歌——中国古代诗体研究之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刚刚显露出创新意识的歌体的"遗响"。其近源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三句体式,其创新来自曹丕对诗体规模的扩张,也就是叠加。三句体诗歌是一种基本的诗歌体式,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均属三句体诗歌。在以"永明体"为先声的近体诗出现之前,中国早期诗歌有着各种自由活泼的体式,三句体诗歌普遍存在于古中国各地,而且形式多样,分布广泛。

“为长者折枝”析疑

《孟子·梁惠王》上篇中"为长者折枝"一句是教学的一个难点,历来人们对"为长者"和"折枝"的理解是有分歧的。我们结合前人的研究,通过考证认为,"为长者"应读作"为(wèi)长(zhǎng)者",意思是"为长辈"、"替长辈"。"折枝"就是按压、磋磨手指之类,东汉赵岐"案摩折手节解罢枝"的解释是可信的。

万光泰与津门查氏水西庄

万光泰一位诗歌创作丰赡、学术研究精湛而又短命的浙派诗人。在他十分有限的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客于津门查氏水西庄,与查氏兄弟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他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津门查氏广泛接纳浙派诗人的文化功德,通过他们的交游,又可以较为深入地了解查氏家族成员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心态。

“添却征人无限泪,怪来呜咽已千秋”——古代陇山诗歌文化源流初探

历代陇山诗歌,以"陇头流水"诗歌文化意象为核心,以军旅边塞题材为主,再现了历代陇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情况,品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但是,它却一直被学术界所遗忘。文章在系统搜检整理历代陇山诗歌的基础上,较深入地研究其历史文化意蕴,以图建立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对甘肃文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西部百戏刍议——以甘肃省民间表演艺术为例

本文在对唐诗中有关西部民间祭祀乐舞、军中宴乐等伎艺表演诗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西部百戏的概念;以今天甘肃民间丰富的伎艺表演为对象,考察、寻绎西部百戏遥远的身姿,认识其文化形态与价值,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西部百戏的种类、特征,介绍了西部百戏情况。认为西部百戏具有百戏之"祖"的性质,西部百戏之研究具有百戏艺术原型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在神话和现实的交织中探秘民族文化的密码——论方棋小说《最后的巫歌》

方棋的《最后的巫歌》展示了20世纪三峡原住民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小说一方面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述三峡原住民的现实生活故事,同时又将久远的古文化信息和先祖神话穿插其中,以神话思维去解释和言说现实生活,来阐释和探秘民族文化的密码。小说还以宏阔的视野,将巫文化作为解读中国文化的一条途径进行文化寻根,完成了一个宏大叙事,并为这个已经消逝的文化形态留下了诗性的民族志记载。

敦煌写本文献《古贤集》校释商补

《古贤集》是敦煌遗书中一部重要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是唐五代民间流行的有关历史知识的蒙书之一。现存敦煌写卷中有九个抄本,我们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写卷情况和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对《古贤集》的校释提出了11条商补意见。

那些思想的芦苇——知识分子的概念、品格、责任与未来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的良知,为社会提供对事物的解释。知识不是商品,而是追寻解释。没有这种系统性的解释,整个世界将在零乱之中失去意义,人生的价值也将无所附丽。思想的"犬儒不过是在过去饱尝辛酸,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而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扛起理想主义的使命和大旗,只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新世界才是可能的。

敦煌写本蒙书《孔子备问书》校正

《孔子备问书》是敦煌所出通俗类蒙书之一。根据写卷内容可知,这部蒙书融儒、佛、道思想于一体,既表现出与唐代官学教育的一致性,又极具敦煌地域特色。此蒙书后世不传,历代史志亦不见著录,因而更加显其珍贵。然研究者极少涉足,截至目前,唯有台湾的郑阿财先生校录过该文献。今通过复核各写卷,我们发现郑阿财先生的录文尚有可商榷之处。我们通过复核P.2579、P.2581、P.2594、P.3756等写卷,对郑先生《孔子备问书》录文进行了十四则校正。

汉语的“语法化”理论研究概述

从现代文学革命开始之后,汉语文学的发展就是在西方现代化历史背景下进行变革的,白话文学观念的出现,新的主题、语言形式、文学功能等方面的改变,汉语的本质和内涵的改变,其实是汉语语法化的一种重要体现。本文对汉语语法化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旨在促进汉语文学的快速发展。

苏辙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北宋古文家苏辙,以其散文创作实绩,赢得了不朽的盛名。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其散文都得到了人们应有的重视。在唐宋八大家中,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人们审美趣味的变迁,苏辙的地位尽管有所升降,但其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

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析论

杜甫于唐乾元二年(759)从长安出发,经秦州、过成州入蜀,期间流寓成州治所同谷县月余,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其中《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一篇,体现出杜甫困窘不失真诚,穷绝不坠沉沦,饥寒而怀济世之心的思想境界,以及生动传神的描绘与浩荡淋漓的抒情相交融的艺术特色。

唐宋诗审美心理嬗变探析

唐宋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流光溢彩、耀眼夺目的瑰宝。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两者既有联系,互相影响,又具有不同的特征,因审美心理的差异而表现出的审美感知和艺术表现方法各具特色。探讨其创作心理与审美知觉,有利于深刻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内涵。

独特的艺术个性的产物——张洁作品的审美探析

张洁是当代文坛上涌现出的具有写作影响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大多反映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变革,她通过对现实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拓,以及社会生活现象的揭露、批判和鞭挞,达到了对生活真谛的揭示和时代生活的期望,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表现出的独特风格,成为当代文学审美探析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