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的君主论

近年来,对于朱子学的君主论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之趋势。本文以为朱子学之官学化做出很大贡献的真德秀为例,探讨其君主观。儒家传统有"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之理念对立,在宋代,天子之继承权仍以"家天下"之血统继承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加入"天下为公"之要素而已,真德秀对此也完全承认而无反省。就其君主论之内容来看,一方面真德秀全面继承了朱熹的皇极思想而绝对化君主之"名",另一方面还要求加强君主之权力以对抗权臣,因此有绝对尊王论之倾向。此外,对于不正之君主,真德秀也不取孟子之"义合"而选择继续为官,正是因为其重视君臣名分之故。

江户时代之日中交流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施行锁国政策,但仍然通过长崎港与中国保持贸易往来。本文基于两国诸多史料之研究记载,以江户时代前、中、后三大时期,两国之贸易往来为主线,重点对清国商人在长崎居住、交友以及清代帆船舶来商品及来航规律等情况进行探讨。

19世纪初期美国商船的广州贸易

18世纪二三十年代,荷兰、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所设立的东印度公司纷纷派遣船只前往亚洲,大约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才派出商船航驶到中国。①1775年7月美国独立后,于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派出第一艘开往中国广州进行贸易的商船。山茂召(SamuelShaw)搭乘最早航驶至广州进行贸易的美国船,并将其航海经历记述于日记之中,云“中国皇后”号(“TheEmpressofChina”)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扬帆入海,绕过好望角,穿行巽他海峡,经由澳门于8月28日晨抵达广州黄埔港。

中国帆船与东亚海域交流

一、绪言在被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诸岛及台湾所包围的东亚海域中,中国帆船的活动曾非常活跃。有关这些帆船活动的具体情况在中国史料中记录很少,却比较详细地留存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史料中。古代日本的记录及朝鲜半岛的史书《高丽史》等,都记载了中国海商经由海路而来的情况。

清代中国出口欧美的扇子

清代中国,广州向欧美出口了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小林太市郎在《支那与法国的美术工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中的“荷兰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支那工艺品的进口”(第60~74页)里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把大量的中国工艺品带到西欧,其中主要是瓷器和漆制品,并没有提及扇子。,扇子便是这些中国制品之一。中国扇子的大量出口鲜为人知。关于这些扇子的出口数量,在《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京华出版社,2001。中有准确记录。1859年上半年从上海出口到英国及各国的扇子数量如表1所示。1859年上半年即从1月到6月的6个月的时间,从上海出口到包括英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扇子达到了1000万把以上。而英国在1859年就从上海和广州进口了约267万把扇子。那么这些扇子是什么样的扇子呢?其详细情况如何均不清楚。笔者有幸在2013年8月参观了中国嘉兴博物馆展出的“扇之韵——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扇艺作品展”(展期自2013年7月20日至8月30日)及广东省博物馆的“异趣同辉——清代外销艺术精品展”,得以了解了各种各样的扇子。因此,本文试就清代中国从广东向欧美出口的扇子略作论述。

轮船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目前学界已有很多关于中外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不应只限于古代,轮船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也应是学界亟待关注的一大课题。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欧各国的轮船经常来往于亚洲,这不仅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轮船也开始成为人们交通出行的便利工具,并将中国的特产或游客运往西欧或美洲等地。本文将主要围绕轮船时代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加以考察。

水户藩的儒教喪祭禮儀文獻

在日本近世衆多熱衷儒教的大名中,水户藩的德川光與岡山藩的池田光政要數其中最重要的兩位,他們不僅尊崇儒教教義,也積極推動儒教禮儀的施行。儒教在水户藩的德川光時期以及後來江户末期的德川齊昭時期尤其大放光彩,從光時期直至幕末,水户藩的儒者一直都在思考與探索著如何得體地施行喪祭禮。這其中,朱熹的《家禮》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本文對喪祭禮相關文獻資料進行了廣泛審察與詳細分析,由此呈現了水户藩儒教禮儀實踐的歷史展開過程。同時指出,有些學者認爲水户藩的喪葬禮是神道式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讀。文本在史料分析的基礎上澄清了水户藩的喪葬禮儀乃以儒教爲本。

太平洋邮船公司从上海到美国的定期航班

一1847年,容闳首次前往美国留学。1828年11月17日,他生于广东南屏镇(近澳门),其少年时代就读于澳门的马礼逊(Morri—son Schoo1)学校。1847年,他获得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可以前往美国留学。容闳所搭乘的前往美国的航船,是从广州的黄埔港出发的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 Co.)的亨特利思(Huntress)号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