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清人与日中文化交流

江户时代,来航至长崎贸易的中国大陆商船有很多,但其中大都是为贸易而来的商人,并不是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人物往来。不过,由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海外的交往被严格制限在长崎,因此,与赴长崎的唐船和荷兰船乘员进行交流,对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是能够接触外国人的唯一机会,许多日本文人为此而造访长崎。本文以在长崎从事日中交流的来日清人为中心,窥探当时日中文化交流之一斑。

海難難民與當地官民的語言接觸——從嘉慶年間漂到朝鮮、中國的海難事例看周邊文化交涉的多重性

东亚地区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在前近代，通过这些海洋而进行的文化交涉中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帆船的存在，否则将无法描述相互之间文化交涉的情形。当然，航海去目的国并不是都能安全抵达，也有因风浪遭遇海难事故而漂流至异国的情况。这时，当局往往根据亚洲各国传统的救济方法，通过用这些海域各国共通的文字——汉字进行语言接触的方法之一的笔谈形式，调查海难的具体情况，厚待遭难者并将其送回本国。但是，也有的时候这种语言接触根本不能沟通。本文以语言接触时发生了困难的海难事例为中心，通过阐明当时双方进行语言接触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在周边发生的文化交涉的问题。

日据时期台湾与福建的帆船航运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后,面向台湾海峡的台湾台南,作为台湾府城,与中部海港—鹿港及北部淡水流域之艋舺,同福建和广东、浙江沿海有帆船之往来,因而形成重要港口之一。前述台湾之三大港市,其蓬勃发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透过这些要港,以台湾的航运为依据,可知台湾经济之发展,与大陆的沿海地域进行的经济交流是密不可分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实行了对台湾的统治,中国沿海地区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日益薄弱。日本统治台湾之后,随之对台湾的基隆等港口进行设施整备与建设,大型汽船也有可能停靠于台湾的港湾。因此台湾产品经由中国沿海地区,再转向世界市场的流通网路遭受破坏。台湾产品藉由台湾的港口,利用大型汽船直接往海外输出,中国沿海地区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及地位日益滑落。其典型的事实,在本文所揭示的台湾日报及日本的领事馆告示等处均有记载。但因台湾人民的嗜好,或是中国沿海地区人们的嗜好,作为日常品的对外进出港口的厦门、泉州、汕头等地,帆船航运尤其重要,并因此成为重要的港市。

清代帆船航运与金门船员

从17世纪以迄19世纪后期,清代的中国帆船是东亚海域最具有优秀航运能力的船舶。其中,福建帆船的航运能力更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福建帆船以台湾海峡为主要的活动区域,其航线不局限于台湾本岛、北洋的黄海和渤海海域,更远至东亚海域。在明代,福建帆船的活动海域和部分航路早已为人所知。据《明史》记载,从福州的闽江口至台湾北部的鸡笼山约五更的距离;从台湾本岛往澎湖岛有4更距离;从澎湖岛出发经台湾海峡,7更可达金门岛;从鸡笼山到日本需70更,到吕宋较近为60更。到了清代,中国帆船的沿海航运和海外贸易更加繁盛。从乾隆十九年(1754)广东官员的一份奏折中可以得知,做海上贸易的,均为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的居民,尤以闽人为多,也最具有实力。而广东人则次之。本报告将列举活跃在福建帆船中的金门籍船员的事例为主,并进行一番考证。

东西文明碰撞中的明治日本文人——中村敬宇的中国观与汉学观

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的世界认识以及两国之间的相互认识都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巨变而发生变化。明治日本政府与民间的对中国论也逐渐由共同抵抗西方的"日清同盟论"而发展为"脱亚论"志向的思潮与蔑视性的中国论。然而,在形形色色的中国论中,也存在着以和平友好为基调的中国论。明治日本代表性的知识人中村敬宇的中国观即是一个典型。以中村敬宇为焦点,考察其文集与日记等原始资料,中村敬宇的中国观以及他对传统汉学的认识。中村立足于国际和平主义,号召和平、对等、友好地对待中国,在明治欧化热的潮流中,呼吁"汉学不可废",强调传统汉学对近代化建设所起到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