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女性社会角色与社会参与的中日韩三国比较研究(下)

在《东亚女性社会角色与社会参与的中日韩三国比较研究》(上)的基础上,下篇尝试对20世纪后中国和日本在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对女性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参与变化进行研究。将现代国家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现代国家建设的萌芽时期,日本自1868年结束幕府统治建立明治政府至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自1912年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至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阶段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成熟期,日本自二战结束1952年恢复主权国家,导入美国式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开始。中国自1949年开始导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开始。对第二个阶段,通过以国家导向为核心的社会系统的机制分析,解读1950年代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参与的变化。

东亚女性社会角色与社会参与的中日韩三国比较研究(上)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中日韩三国都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相应地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也得到快速的提升,然而东亚三国在国际“性别差别指数”排位较低且进展缓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东亚三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差别”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不平衡?在(上)篇通过以儒教(中国儒学)为核心的社会系统的机制分析对中日韩三国19世纪末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前女性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参与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处于儒教文化圈中核的中国,儒教为核心的社会系统的机制得以充分发挥,女性权利全部被剥夺,女性的角色只是为家庭繁衍后代的工具。处于次中心的朝鲜,虽然导入了儒生制度和科举制度,但原有的家族制度和家庭文化阻碍了以儒教为核心的社会系统机制的有效运用,女性在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角色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一直保留下来。处于儒教文化圈周边的日本,由于其原有的家庭制度和政治分权结构,虽然导入了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只局限在武士阶层的思想和教养层次,没有影响封建的分权式社会系统的机制。日本封闭式社会结构与内部人才市场的机制,不仅保留了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也给女性提供了社会参与的空间和可能。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失地农民培训与就业机制研究

“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处在新型城镇化高速发展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失地农民的稳定就业,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及就业质量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本文是在针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培训与就业问题实证分析基础上,从多主体协同提升失地农民培训质量、加强失地农民培训意愿和需求分析、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培训模式、完善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监督机制、拓展失地农民就业公共服务渠道、构建失地农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培训与就业的对策建议,提升失地农民的培训质量、保障失地农民的就业质量。

试论日本的文化土壤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改革的矛盾

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积极进行所谓的结构性制度改革,导入了竞争原则、个人效绩考核、劳动派遣等制度。这种结构性制度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一时推动了GDP的增长,但却严重地削弱了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日本社会特有的团体合作精神,大大降低了"职场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向心力所创造的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变化,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改革应该符合大多数民众的价值取向,必须与该社会的文化土壤相互适应。如果破坏了该社会的文化土壤,这种改革不仅不能收到持久结果,很大的可能是事倍功半;如果制度改革摧毁了大多数民众的价值取向,还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加剧社会矛盾。日本的结构性制度改革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制度改革,与日本文化土壤的特质的不相容,构成解释"日本失去了30年"的社会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