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蒙古例财产相关规定再考——以内蒙古喀喇沁地区财产继承纠纷案为例

清朝蒙古游牧社会的财产继承问题一直以来被学者们所关注。对这一问题,法制史研究者与社会结构研究者之间持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包括财产继承在内的蒙古习惯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内地法的影响。后者认为,当时的财产继承问题是取决于蒙古特有的社会结构,与清朝统治没有直接关系。两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蒙古社会的习惯法与内地的习惯法原本应该截然不同。但是我们无法从法律条文的相似程度断定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社会中的解读也是同样的。因此,本文以实际财产纠纷案为例,阐述法律条文在蒙古地区和中国内地实际运用当中的不同解读,以及清朝蒙古例财产相关规定和当时的蒙古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地方志所见清代内蒙古的国家认同、边疆治理与文化交融

清代内蒙古地方志的修纂是清王朝稳定边疆,将内蒙古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加强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修志者一方面高度肯定蒙古王公在内蒙古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蒙古对清廷的臣服,宣传清朝统一内外蒙古的重要意义,以此体现清王朝在边疆地区的治理成就。同时,修志者还注重树立符合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典型满蒙八旗人物形象,其中一些人物或参与地方治理受到人民爱戴,或符合忠孝仁义等传统美德。八旗烈女节妇等形象也得到了重视,有助于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此外,修志者还注意到蒙古族和汉族在社会风俗方面的趋同,以及二者在文化和宗教上逐渐接近的现象,有意进行文化认同的建构。地方志中呈现出边疆与内地趋同的特殊文化现象,是在清代后期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背景下修志者为增强边疆社会对中央向心力的体现,地方志成为清王朝治理边疆,构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筹办要塞”:与众不同的清末军方筹议蒙古“新政”方案——以宣统三年军谘府蒙古边务调查报告文献为中心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调查蒙古边务意见》与《库恰间军事调查报告》两份历史文献,事涉外蒙古独立前夕军谘府高层有关在外蒙古施行“新政”的规划,因其关系国防,内容敏感,传阅范围极其有限,故而久不为我国的近代史和蒙古史学界所熟稔和重视。文章从对两部史料的文本分析入手,首先确定二者的成书背景及之间的关系,进而以该史料中重点涉及的“筹办俄清边境要塞”之内容为切入点,还原清末军方最高参谋机关曾经制订“对俄作战计划”这一不为人知的尘封史事,以展现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新兴的青年职业军人群体在正面应对帝国主义入侵、努力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一事上的一次大胆尝试。

元代蒙古语词汇“卓斡思”相关问题考释

“卓斡思”一词见于明代所编《华夷译语》和《鞑靼译语》等用于蒙古语汉译的词汇典籍之中,汉译的辞书之中,其编者大多将之汉译为“钱”,该词即现代蒙古语中的“joγos”。由于蒙古早期社会的贸易多以贵金属为媒介,且相关史料中也未见对“卓斡思”的记载,故可推断该词应是一个外来借词。元朝以后,交钞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而为了方便称呼,元朝官方和民间统一将交钞简称为“钞”。从“钞”和“卓斡思”两词的古音读法的比较及蒙古语的借词惯例来看,二者间应存在借用关系。时人应是在“钞”的基础上套用了蒙古语中表示复数的“s”,从而构成了“卓斡思”一词。该词的产生和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元朝时多民族语言文化相互交融借用的现实状况。

论蒙古语近代词汇与词典——以海山编译《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为例

《蒙汉合璧五方元音》是20世纪早期由海山编译的一部蒙汉词典。文章对该词典的基本构成、汉语词条翻译特点、蒙古语词汇的近代性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

清代后期晋商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及社会经济影响——以晋中为例

清后期晋中商人物质生活极度奢靡,各类消费品量多质精。他们用于追求豪华的住宅园林与炫耀性的丧葬,以及捐纳、吸食鸦片、吹拉弹唱等各项开支日益庞大。虽然清代后期晋中商人的消费形式各不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奢侈腐化。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势必消耗了大量的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的资本,还使晋中商人日益政治化,使得当地奢侈性商业发展迅速,也加速了晋中商人的败亡和当地民众的贫困。

1631-1634年出兵西藏之喀尔喀阿海岱青身世及其事迹

文章利用《清内阁蒙古堂档》等史料考证了《五世达赖喇嘛自传》所载喀尔喀阿海岱青之身世及其在青藏地区的主要事迹。阿海岱青是喀尔喀黄金家族始祖格列山之次子诺颜泰曾孙,其父崆奎为喀尔喀右翼济农。阿海岱青家族在喀尔喀右翼中最早皈依格鲁派,是格鲁派忠实信徒。1631年,阿海岱青应格鲁派之邀,率千人赴藏,与噶玛噶举派及其支持者藏巴汗为敌,多次与藏巴汗属民霍尔人作战。他还介入格鲁派内部利益之争,帮助五世达赖喇嘛收回了对大昭寺的管理权。屡遭打击的噶玛噶举派和藏巴汗只得效仿格鲁派做法,邀自己的施主喀尔喀左翼绰克图举洪台吉入藏。1634年,绰克图在青海杀死阿海岱青。

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研究——以《康熙起居注》为研究中心

学术界历来十分关注康熙帝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齐木德道尔吉、黑龙、包青松等学者发表多篇论文对史实进行专门论述,但多使用档案、《清实录》《平定朔漠方略》等史料,对《康熙起居注》关注很少。本文以《康熙起居注》独有记载为中心,从康熙帝本人视角切入首次亲征噶尔丹,深入研究康熙帝严格管理官兵,与皇太子联络感情,与西路军互通消息等诸多细节,通过史料对比,客观评价康熙帝军事才能、性格特点以及统治思想,论证康熙帝思想在首次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突出《康熙起居注》及起居注类史料价值。

土默特的领催:清代蒙旗社会的基层小吏

领催是土默特社会的重要基层小吏,他们向下对接普通百姓,向上沟通蒙旗、道厅各级官员,是蒙旗社会中非常活跃的中间群体。领催以佐领为单位,从“有力能应差”的蒙古兵丁中拣选,担负着清查人丁户口、组织比丁当差、管理公共土地、协调民众矛盾等各种职责。随着土默特地区生产方式、居住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转变,领催也与甲头、会首、甲会等村落社会执事人发生关系,在很多基层事务上彼此沟通,相互协作,在维护蒙旗社会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领催自身“小历史”的变化,可以管窥蒙旗社会“大历史”的转变。

略论元朝国家认同建构的二元性特征

王朝及国家认同建构是中国古代史上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所必然面临的一项重大议题。因其与新政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塑造密切相关,故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南北“大一统”封建王朝,与传统中原王朝相比,其国家认同建构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即同时存在着“北国”认同和“中国”认同两种不同且相互融合发展的王朝及国家认同建构模式。但此两种模式却又统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文化认同的范畴之中,为其之一体两面。总之,元朝对华夏文明认同精神史的多元化拓展转型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塞外光影:归绥市1934年至1937年电影市场研究

近代以来,电影作为新兴的娱乐方式,在全国快速发展,边疆地区也不例外。归绥市(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电影市场起步较晚。1934年电影放映商业化起步后,至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前,是归绥市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时期,电影放映总体具有管理松散、票价昂贵、环境杂乱等特点。电影院、报纸广告、意识形态影响,构成了归绥电影放映的物理承载、宣传、教育三重公共空间,呈现电影院数量由少到多、报纸广告由简到繁、意识形态管理由松散到严格的变化特点。与发达地区相比,归绥市电影市场虽然放映的影片数量不多,新上映的影片数量较少,市民的审美趣味和观影取向相对滞后,但是左翼电影和先进思想的传播并不迟滞,归绥市引入有声电影的时间也早于国内大多数城市,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归绥市在近代化过程中“落后”与“先进”并存的时代特征,反映了经济发展、教育进步、文化氛围不断浓厚的生活图景。

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始末考

万历六年(1578年),阿拉坦汗以迎佛为名,前往青海,在仰华寺与西藏僧人索南嘉措会面。在蒙汉史料中有关此次青海之行原因的记载截然不同,蒙文史料宣称阿拉坦汗迎佛是出于宗教热情,而汉文史籍则认为阿拉坦汗前往青海迎佛是为了掩盖他打击瓦剌的真实目的,并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结合多种史料分析,万历六年阿拉坦汗青海之行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阿拉坦汗本人对战争不感兴趣,但其麾下鄂尔多斯部试图借此机会发动对瓦剌的战争。然而瓦剌远走,行踪难觅,加之明廷催促阿拉坦汗尽快东归,此行基本上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更无明廷所言的瓦剌大败阿拉坦汗。

后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与唐及东部诸族关系考

安史之乱时,原藏于内廷中的档案、实录、国史等焚烧殆尽,因此,流传后世的后突厥汗国末期的史料不多。再者,两《唐书》等关于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的记载晦暗不清,时有抵牾。因此,有必要对后突厥汗国史料进行细致梳理和研究。本文通过对后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与唐及东部诸族史料的梳理,并参考墓志对具体史事进行考证,探析了后突厥汗国走向衰亡的过程。

东亚视野下的蒙古

蒙古地区与东亚文化圈或社会时而冲突、时而相克、时而共存、时而融合,相互之间有着多重交错的关联。可以说历史上在整个东亚,甚至欧亚都存在"Mongol Impact",即蒙古冲击波。本文从东亚视野出发,概观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明清时期的蒙古、20世纪初的蒙古地区,并通过阐述清末蒙旗学校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从另一方面向世人揭示20世纪初围绕蒙古地区的复杂国际局势。

明英宗“北狩”史料之蒙古风俗文化刍议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役”中被俘、羁留蒙古整一年,明人讳称此事为英宗“北狩”.述及此事的直接史料有李实《北使录》、袁彬《北征事迹》、哈铭《正统临戎录》及《正统北狩事迹》等.史官刘定之《否泰录》成书较早,也是研究明英宗事件的基本史料.这一组史料记述了明英宗被俘及羁留蒙古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内容丰富、记载详实.而其作者均为与蒙古高层接触过或在蒙古生活过的明人,因此记录尤为珍贵.虽不以载录民俗事项为其要旨,但行文中多涉猎民俗文化方面的信息,具有不可代替的史料价值.

从“外虏”到“内属”——明清之际蒙古土默特部政治身份的转换

明清之际蒙古土默特部的政治身份经历了从“外虏”到“内属”的转换。阿勒坦去世后,土默特贵族之间互相倾轧,权力分散,部众分离,这是引起土默特部体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明廷视土默特为“外虏”,通过调整“互市”限制土默特的发展,干预土默特的首领人选。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征掠又使土默特部遭到严重破坏。后金打败察哈尔后,招纳土默特溃散部众,以俄木布叛乱事件为契机,剥夺了黄金家族对土默特的统治权,土默特自此“内属”于后金。

契丹、后梁以及晋三者的关系探微--以神册元年为基准

916年(辽太祖神册元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围绕着耶律阿保机称帝发生了三件事情:首先是后梁与吴越派遣使者出使契丹,祝贺耶律阿保机称帝;其次是耶律阿保机亲征其他的部族,耶律阿保机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其他部族;最后是耶律阿保机开始大规模的南下经略汉地,神册元年之前契丹南下的次数屈指可数,但自神册元年开始,契丹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军队南下。在神册元年的前-年,晋主李存勖攻打后梁,后梁毫无还手之力,笔者想通过神册元年发生的事情探析一下契丹、后梁以及晋三者的关系。

清代内蒙古土地契约秩序的建立——以“归化城土默特”为例

明中叶至清初,土默特蒙古以游牧为生,土地是有力者多占,无力者少占,其时并无书写契约的传统。乾隆八年,清廷划拨户口地,此后土默特蒙古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在朝廷西征朔漠和放垦土地的背景下,民人数量不断增加,旅蒙贸易显著发展,这使土地投资具有了可观的利润回报。民人和蒙古的土地权属意识逐渐增强,开始利用契约确定地权关系。官府对民人租种蒙古土地持默许态度,将契约作为断案的依据,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在蒙汉文化的接触之中,土默特蒙古受到民人地权观念的影响,学会了利用契约维护自身权益。经由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土默特蒙古的生计方式从游牧为生转为吃租当差,整个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也从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变成沃野千里的米粮川。

俺答汗“借道”迎佛与明朝西北边策的调整

万历六年(1578年)俺答汗西行青海,迎接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双方于仰华寺会面。此次会面前后的各方行动,对明朝西北边防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本文结合多种史料,分析俺答汗西行路线及沿边各路明军的调动,以了解明代边镇的防御体系。同时也指出俺答汗西行导致西北地区明朝和蒙古实力发生了失衡。

阿勒巴体制下清代内蒙古喀喇沁地区社会结构——以喀喇沁右翼旗为例

随着清代扎萨克旗衙门档案的公开,研究者们已经逐渐注意到,清代蒙古社会中"鄂托克(otuγ)"与"苏木(sumu)"并存的双重结构的特点,前者是由孛儿只斤氏贵族集团"巴噶(baγ)"及其属民所构成的传统蒙古社会的组织,后者则是清朝为统治蒙古而编设的组织。目前对于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则略显薄弱。本文尝试以"阿勒巴(alba)"为切入点,以清代喀喇沁右翼旗为例,探讨上述两套组织的并存原理、运行机制及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