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全球史写作及其对中国世界史学的启示——重申“撰写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催生全球史,二战后的美国是全球史写作的渊薮,其全球史写作经历了从麦克尼尔《世界史》,到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再到本特利和齐格勒的《新世界史》。经过三代学者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随着时代发展而在内容、方法、视角、风格等各方面与时俱进的三种写作模式。透视西方全球史写作模式的嬗变,重要的是揭示西方全球史与中国视域下世界史的彼此互动,特别是对中国史学(中国史以及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的影响。但不论怎样互动与影响,全球史也好,世界史也罢,最重要的仍旧是撰写出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才是恰当的,这既是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道路主体性的体现,又是中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当然,我们也应该力求避免出现所谓的"中国中心史观"。

“改革”难抵“革命”:埃及民族民主党的执政实践研究

埃及民族民主党自建立以来,分别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的改革发展,但无论是党内改革还是执政实践都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其原因有多个方面,党内意识形态混乱,运行机制不完善,权力高度集中,高层腐败常态等沉疴持续恶化;党外反对派对其执政地位的挑战不断加大,经济发展衍生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外交局势中美式“民主”与埃式“威权”难以调和。内外交困之下,“阿拉伯之春”余震波及埃及,在埃及民众游行示威声中,穆巴拉克政府倒台,埃及民族民主党也被迫解散,成为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的特点、策略、启示——以习近平总书记出国访问讲述的小故事为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时示范践行“讲好中国故事”,他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创新对外话语体系,让国外民众通过具有重大主题、深刻内涵、世界意义的小故事了解中国、走近中国,也让中国融入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故事,内容落点小而巧妙,篇幅短而精悍,蕴藏深意,直击心灵,回应关切,让国外受众获得“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效果。他立足中华文明,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策略,彰显出“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实践的启示是:拓宽历史和文明视野,在更高的层次拥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战略眼光,妥善处理中国故事讲什么、怎么讲的基本问题,进而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让全世界更多人为中国声音喝彩。

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评介

20世纪的西方学术在融合和分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西方现实需要的强大推动下,兴起了众多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现代化”理论一样,“革命”也是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西方学者真正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研究“革命”是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迄今为止大致经历自然史阶段、一般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和行为主义革命理论等四个阶段。其研究方法和取向各不相同,反映了西方“革命”研究的多维视野。

新中国中东史研究五十年

中东史在我国年轻的世界史学科中是更为年轻的学科,我国学者对中东史的真正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至今已走过五十余年的历程。期间既有势头良好的开局起步阶段,也有"文革"十年浩劫的严重摧残时期,更有改革开放后阔步前进的喜人发展局面。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五十年来中东史的研究历程进行一番梳理,肯定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找出尚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对于推动中东史乃至中东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中东史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东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科研成果和研究机构的数量、还是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的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30年来中东史的研究历程进行一番梳理,肯定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找出尚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对于推动中东史乃至中东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战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转折趋势

一战期间,英国加大了对埃及的控制,使埃及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原有基础上得以深化,为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由"消极"向"积极"转变提供了思想基础;埃及民族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的短暂繁荣,增加了埃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数,壮大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社会基础;国际局势因一战发生的新变化,为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由"谨慎"向"斗争"转变提供了发展契机。因此,一战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且为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转变准备了思想条件,奠定了社会基础,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从根本上催生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转变和1919年民族大起义的成功。

阿富汗经济发展视域下的民族国家构建问题探研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西欧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启动并发展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但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阿富汗的历史发展来看,往往是现代化改革与发展造就了民族国家。拉赫曼国王的改革直接启动了阿富汗的现代化进程,也创设了阿富汗民族国家的雏形。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现代化的推进又不断地重塑着民族国家。当前,阿富汗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的发展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既是阿富汗现代化的困境,也是阿富汗民族国家构建的困境。阿富汗民族国家与经济现代化是两种相互依存的变量,只有解决这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阿富汗重建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阿拉伯剧变与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历史长时段视角下阿拉伯剧变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阿拉伯剧变既是中东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爆发,也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中东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致根本缺陷的必然反映。剧变既体现出无组织、新媒体、青年化、多样性等偶然性特征,也兼具中东威权政治转型过程中长期性与艰巨性特点。从剧变的本质及中东政治转型的历史沿革考察,此次剧变应视为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民主革命。此外,剧变所衍生出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统治的稳定性问题、'土耳其'模式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问题以及由此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等问题,是其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与影响的外溢性效应。对于阿拉伯剧变所产生的乱局及其未来发展前景,我们必须综合考虑中东政治转型中的历史、宗教、文化与现实等多重因素,用大历史眼光审视国家与社会、军队与政治、民生与民主等关系问题,探究中东国家走向政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性之路。

阿拉伯社会主义研究的拓荒之作——品读《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近代以来,阿拉伯地区经历了历史上未有之变局,受到欧洲殖民扩张的冲击,逐渐被纳入欧洲的殖民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了顶峰。与殖民扩张相伴随,欧洲的各种社会思潮也逐渐传入阿拉伯地区。这些思潮一旦传入阿拉伯地区之后,就不仅仅是思辨性的意识形态,而是与中东现实相结合,成为深刻影响中东历史发展的社会政治运动。

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历久弥坚。中阿关系史既是一部和平、友善的交往史,也是一部超越隔阂的文明互鉴史,更是一部伟大精神的构筑史、传承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蕴藏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同理念,相互欣赏各自的价值取向。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备诸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人间大道。深入准确理解文明交流互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全球价值观和文明观,进一步促进中阿关系。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国的社会实践和不同发展路径的探索、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也需各国深入沟通对话,进而采取共同行动。因此,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共同价值”已发展成为人类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朝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努力。

近代时期国人对埃及形象的塑造与认知嬗变——以近代出版物为例

由于地理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古代中国与埃及之间缺乏直接联系。这导致国民对于埃及的形象构建与认知严重脱离现实,而这一情况在近代得以改变。由于国内的近代化发展,国人通过各种新途径重新认识了埃及,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报刊与专著等出版物中。通过分析近代出版物,本文发现近代国民对埃及的认知目的与关注重点易受到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差异。早期士人主要通过外文译著了解埃及,目的是服务于本国的政治改良运动,认知较为浅薄且存在错谬,在认知广度上过于关注埃及古史,并由此形成了埃及文明古国的形象认知。1900年前后,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国人更加关注埃及的被殖民史,掀起反思埃及亡国史的浪潮,其目的是服务于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促使民众觉醒。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对埃及社会与文化的认知,形成了埃及的亡国形象。1922年后,随着埃及独立运动取得历史性成就,国人重新塑造了对埃及的现代认知形象,开始涌现对埃及各领域的学术化认知与研究,这种形象的转变也促进了中埃民间交流的深入发展,为国内的埃及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模式

中亚五国独立之后,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方面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在这一点上,五国领导人取得了一致共识:认为只有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后抛弃原苏联模式的束缚,推动经济发展,使国家渡过难关.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问题上,它们实际走上了两条发展道路,采取了两种发展模式.一是自由竞争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

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历史考察

罂粟种植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随着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以及地区性交往向全球性交往的转变,罂粟种植与鸦片的使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阿富汗出现鸦片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阿富汗毒品问题产生,在此后20余年的内战中毒品问题进一步发展,对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层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对国际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阿富汗现代化的挫折是毒品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阿富汗独立不结盟地位的丧失是毒品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适宜的气候条件则是毒品问题形成的必要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考察,阿富汗毒品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只有在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阿拉伯剧变后中东的政治发展:困境与反思

阿拉伯剧变后,能够对中东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根本性、结构性与方向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一,中东国家在短期内走完民主化进程的道路,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其二,当前情况下,中东国家在政治上实现"良治"比追求民主更紧迫;其三,中东国家发展面临的最现实和最紧迫的挑战是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而言,告别贫困比告别威权在当下显得更为重要;其四,虽然现阶段实现宗教改革并不可能,但作为影响地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常量和政治文化因素,伊斯兰教发展的方向应该面向未来,从而起到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其五,在中东实现内部和解对政治发展至关重要,而中东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出路在于能否坚定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这也是中东各国在政治层面面临的最大挑战。

全球化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现出强劲势头,两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标志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向着制度化、体制化的方向发展,并将有力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阿尔及利亚的希拉克运动:根源、特点及趋势

2019年阿尔及利亚爆发的希拉克运动成为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新一轮社会运动的焦点。该运动是对现代阿尔及利亚威权主义政权合法性的一次全新挑战。阿尔及利亚从中东变局时期的"稳定岛"变成了如今的"浪潮中心",其根源在于阿尔及利亚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增加了政治体制的脆弱性、政治体系的内在积弊侵蚀了政权的合法性、人口结构年轻化削弱了政治统治的权威性、网络媒体的发展加剧了政治发展的风险性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与2011年阿尔及利亚的抗议浪潮相比,新一轮抗议活动具有明显的抗议主体年轻化、抗议者身份同质化、抗议方式和平化以及抗议周期常态化等特点。从当前形势来看,希拉克运动可能会走向分化,政府会借鉴以往的危机应对策略来摆脱困局。但无论如何,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会得到改善。

浅析普京时期俄罗斯“主权民主”政治体制

普京时期俄罗斯政治体制"主权民主"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由"可控民主"发展而来,两者其实质是相同的。确立"主权民主"政体的主要政治举措,按照社会中心任务的不同分两个阶段实施:从2000年初至2004年底的"可控民主"时期;2005年初至今的"主权民主"时期。"主权民主"的实施使俄罗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权民主"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选择,符合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普京在突破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基础上,又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其具有一系列双重特征,成为当今时代对民主重新认识的范例。此外,它还具有过渡性、长期性和继承性的特点。

中埃经贸关系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随着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升级,双方经贸关系深入推进。截止到2017年,中埃贸易额达到一百多亿美元,中国成为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在投资、能源、工程承包等方面合作良好。但自从阿拉伯剧变以来,埃及国内投资环境出现恶化、国民生产和消费能力不足以及埃及方面形成较大贸易逆差等问题的出现给双边合作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为此,中埃双方应该加快彼此发展战略的对接,以促进埃及工业化进程,提高制造业和消费能力;同时埃及应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更好促进双边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