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细作,高质量建设农业强国——专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春华

仓廪实而民心安,农业强则百业兴。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建设农业强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期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这是党的二十大之后召开的第一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机重要,意义重大。

“三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乡村振兴——专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

2月21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十四五"开局之年,针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一号文件作出新部署。就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相关热点问题,《中国发展观察》专访了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他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重大农村经济决策研究工作,先后参与并组织起草《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法律草案。

“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专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宋洪远

2月19日元宵节,广大农民迎来了新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政策大礼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十一个、进入新世纪以来第十六个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文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理论机理、实践成效与政策构想

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重要实践形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与农民共同富裕的目标高度契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具体路径,助力推动农民共同富裕。面对集体经营性收入有待进一步提高、集体补助性收入仍然较低、地区间集体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组织运行和集体资产的监督管理亟待加强等现存问题,对标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未来应重点关注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着力构建合理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农业农村数字技术应用的国际镜鉴及践行指向

当前中国正处在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发展的重要契机,为探寻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路径,本文选取数字化成效明显但路径不同的欧盟、美国、日本为典型案例,重点阐述其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应用策略及其运行情况。研究发现,欧盟兼顾成员国差异性和数字市场统一性、实施多元协同路径,美国整合技术研发、人才培育、电子商务构建精准导向的数字链条矩阵,日本则把数字化建设重心放在应对老龄化和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智慧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同时,各国家和地区在完善顶层政策设计、支持技术精准研发、鼓励部门参与合作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值得借鉴。本文基于经验分析和中国现状提出重点关注数据基础、数据分析和数据管理三个领域的建设。

务实推进寒旱区农村厕所革命的对策研究——基于山西稷山和内蒙古开鲁两县的调查

基本情况山西稷山县和内蒙古开鲁县均具有寒旱区鲜明的气候特征。稷山县隶属山西省运城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国土面积686.4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7万亩,人口31.6万,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3.5℃,无霜期218天,年总降水量近500毫米,十年九旱。开鲁县隶属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位于自治区东南部,区域面积44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02.87万亩,人口38.8万,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5.9℃,平均降雨量338.3毫米,无霜期148天,严重缺水。2018年以来,两县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取得了良好成效。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长效路径研究

作为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集体经济也是防止两极分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经济形态。近年来,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得到健康有序发展。各地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多种功能,不断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探索出了多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本文主要从资源、产业、合作机制等角度梳理了各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经验,分析现阶段存在的制度、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农村集体经济的长效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及其现实启示——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国家工业化战略启动后,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个指导乡村全面建设的长期规划,文件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关于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对于新中国的乡村建设,毛泽东主张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各项社会事业等多方面入手,其基本思路包括: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组织依托,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农民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工农城乡互相支援为重要保障。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的部署和主张,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以鲁中、鲁东创新实践为例

乡村产业培育有赖于强劲的村级集体经济,根源上依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与整合力。笔者近期深入山东省进行调研,该省通过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打出了一套乡村产业兴旺、联村抱团发展、农民增产增收的组合拳,具有借鉴意义。一、主要做法(一)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烟台经验。烟台市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突出以党的组织力提高农村凝聚力,以资源统筹引导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以利益联结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集成创新促发展——山西省长治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探析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山西省长治市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为主攻方向,坚持“富村”与“强村”并行、“造血”与“输血”并重,创新构建了“政府+协会+平台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工作架构,探索了“政策集成、模式集成、效果集成”三大集成路径,有效推动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推进京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北京市密云区具有较好的生态自然条件,是北京市的全域生态涵养区之一。近年来,密云区积极落实“消薄”行动,不断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通过特色产业带动、产业融合创新、文化元素内嵌等方式,将当地的生态资源、土地资源、文化资源有效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郊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加强当代农史研究 推动深化农村改革——2018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代农史专业委员会年会会议综述

2018年12月1日,2018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代农史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潍坊科技学院等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农村改革四十年历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魏琦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陈晓华致辞讲话。会上,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郑有贵、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辛逸、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秀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分别作了题为《衰落中的“增长”与增长中的“衰落”--明清以来中国农业的历史变迁》《土改前夕地权分配的检验与解释》、《四十年农村改革发展:历程、成就、经验》《路径依赖:新时期乡村史研究的新路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国农业转型:成就与挑战》《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创新》的主题报告。会议还对当代农史的学科发展和研究工作开展交流讨论。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着眼历史使命 立足当今实践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当代农史研究座谈会暨2020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代农史专业委员会年会综述

2020年12月5日,2020年当代农史研究座谈会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代农史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博物馆、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等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名当代农史相关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发展成就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处理效应的异质性估计

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土地经营权流转能否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使用全国25省(自治区、直辖市)180个村的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两个层面,分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土地经营权流转(包括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在平均意义上显著促进了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随收入分位点的提高而上升,这说明土地经营权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放弃过多观测特征后估计发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尤其是土地转入的影响效应在中位数及以下分位点上均不显著。这是由于低收入农户受到自身资金条件和土地流转成本的约束,难以通过土地流转优化家庭资源配置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目标。应采取规范农村土地市场秩序、降低土地流转成本等措施,以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带动农民收入均衡增长的作用。

中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随着中国农业农村环境问题不断演变,人们的认知层次以及政府采取的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行动也不断发展完善。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地区逐渐由城市和工业污染的受纳场,转变为绿色发展的主战场。本文基于不同时期农业农村主要环境问题特征和相关政策方向的变化,将中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分成四个阶段;通过对不同阶段中国农业农村环境问题演变和相关政策调整变化的回顾和分析,从历史中探寻规律、分析原因;明确新时代背景下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目标和定位,并提出新时代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手段建议和政策行动方向。

电商如何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理论阐释与实践演进

产业链数字化是农业数字化效率发挥的基础,电商的快速应用为农业数字化提供了新机遇,从电商角度阐释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电商在农业经营环节的应用,总结电商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理,通过案例剖析电商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的演进过程,提出电商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的关键因素与实现路径。研究结论认为:一方面,电商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是从经营环节开始,由市场力量驱动的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的内生融合过程,电商从产业链末端“向上倒逼”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的数字化;另一方面,电商在数字化中的本质作用是借助市场需求和数字技术打破信息不对称,形成透明、开放和共享的信息资源观。研究主要贡献是从电商和产业链两个方面拓展了目前农业数字化研究,提出电商驱动数字化的本质是产业链层面农业主体再分工和价值再分配,目标是推动农业产业链向数字化生态系统转型,这为认知农业数字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政策基础。

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

在着力改善双向循环经济结构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返乡创业潮为深挖农村消费大市场和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文章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在利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多种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在作用路径上,返乡创业不仅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能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进一步释放。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活动对中西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同时,返乡创业不仅能增加家庭消费多样性,促使农村家庭消费由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倾斜,还可以改善当地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状况,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由此,在有序扩大返乡创业试点实施范围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提升劳动力创业能力和优化农村创业环境,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提供有利条件。

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困境与政策构想

解决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总量增长有所放缓,就业半径逐渐缩短,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就业形式趋于灵活。进入新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就业机会公平和就业歧视减少,工作更加稳定和关系更加和谐,增收动力增强和收入差距缩小,保障更加完善和社会融入增强。针对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思路应是在需求侧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在供给侧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在制度保障上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扶持,重点任务包括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度保障、稳定农村脱贫人口等低收入群体充分就业。

“十四五”时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形势、问题与对策

当前是“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谋划的重要时期,恰逢“两个百年目标”交接、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衔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五期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上,则事关消费、技术、业态、成本、要素、制度、供需、基建、生态、民生等多个方面。未来应把握政策改革的方向,在顶层设计上转向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支持更多地向农村发展倾斜,实现财政支农资金集约化和市场化使用,坚持保供给、调结构、转方式并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依靠信息化技术促进政策落地,科学制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居住环境、公共安全和生态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8年村庄基线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并探究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第一,作为乡村振兴的突出短板,农村人居环境总得分处于较低水平,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第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中,居住环境和公共安全的得分较低,生态环境得分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三,村庄经济特征、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环境治理是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未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亟需在稳步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升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发挥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抓手,重点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的服务“短板”问题,加强村庄用水、通讯、交通和用电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