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动机、合作机制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设

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了中国农业发展,历经30年发展嫂变,以“公司十合作社十农户”为核心的经营模式在稳定要素供给、增强产品竞争力方面的贡献程度逐渐递减,谋求更为紧密的联合模式、合作机制的组织创新一一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应运而生,成为新时代引领农业发展的组织形态。模式之所以能够被组织成员认可接受,既源于其更好迎合成员“纵向一体化”行为选择、“一体化经营”关系重塑、“分工换市场”经营追求等联合动机,也源于其在合作机制上创新设计:集合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双重属性、兼具利益分配威慢的规制设计,基于资产专用性提升与优化的契约关系强化和垂直一体化关系构建,调和异质性成员诉求、让渡主导方和组织部分收益的内部规制创设,围绕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组织效率推动成员自治。组织创新同时带来站队效应和效应仿效、俱乐部效应和撤梯效应等正负效应,未来引导组织创设服务农业产业化,应在放大组织创新正效应上下功夫。

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现实困境、法理反思与制度设计——以利益平衡理论为视角

研究目的:分析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法律政策内在冲突,探究其法理基础并提出制度设计方案。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演绎推理法。研究结果:当前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存在着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的偏离、不同立法导向下规范价值的冲突、公权限制与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利益平衡理论可作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的法理依据,其蕴含的系统治理观可有效填补其他理论供给不足的问题,实现多元价值平衡。研究结论:在利益平衡理论下,应改变单纯公法管制思路,引入契约等私法理念,增强管制弹性,平衡公权管控刚性与私法经营自主权;协调耕地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与经济效益功能,遵循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分类分区设定不同的管控强度;根据管制强度建立多元补偿机制,对被管制者予以公平合理补偿。

耕地保护何以难:目标、实践及对策——来自西部粮食主产区的观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耕地保护的政策目标清晰地呈现出从注重数量保障到强调质量提升、再到强化载体建设的“由显到隐”内涵要求逐步提升的从严逻辑。地方落实中央部署,多措并举保面积并提质量。但是在实践中,政策落实与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在耕地腾退和使用方面,非农非粮用地腾退成本高与手段缺乏,复合种植在兼顾收入的同时不可避免造成“减粮化”;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缺乏主体沟通导致建设效果欠佳,重显轻隐、前后衔接差的问题突出;在资金预算和使用方面,未区分地类造成实际落实难,补贴对象错位不利于耕地保护;在法律支撑和农民配合方面,“非粮化”管控的硬措施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弥合地方实践与政策目标偏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