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村政治场域视角的基层自治权力异化及其防治对策——以福建南平建阳市10个村为分析对象

将农村自治权力置于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不同的关键构成在内的农村政治场域之中,运用组织分析法从外部行政权力科层管理、其他村落模范作用、外来企业契约交换的角度和内部利己行为逻辑、资本不均、消极文化腐化等因素分析基层自治权力异化的过程。并根据内外因素提出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权利救济途径、疏通资本流动的联结渠道、培育更多农村非治理精英参与自治等对策,来有效促进防治基层自治权力异化。

福州城市建设渣土管理的现状及整治建议

面对城市建筑渣土围城的风险,通过跟踪福州城市建筑渣土处理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评估福州建筑渣土管理运作流程与具体环节,指出存在在主要问题,通过科学管理相关理论的分析视角,合理设计福州城市建筑渣土的主要环节,认为应当合理配置利益,激发包括社区参与在内的多种具体机制的运作效率,并改善政府监管方式和监管力度。

研用学多功能服务型文科类实践基地建设现状及其完善对策--以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例

近年来文科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及其实施过程面临的困境逐渐引起了各个高校的重视,在吸收其他高校文科实践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探索建设多功能服务型文科实践基地,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实践教学模式。本文从文科实践基地的兴起及其建设意义入手,分析了研用学多功能服务型文科实践基地建设现状及其成效,针对"双一流大学"建设契机和背景,为了更好开发和利用该文科类实践基地,从丰富和完善实践教学方法,寻找"校—地"合作的利益共同点,打造稳定合作的长效机制,增强实践基地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加大投入提升物质保障能力等角度提出完善实践基地建设的对策建议。

保险业支持农村精准扶贫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保险业发展迅速,随着其规模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保险业在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三农"以及补充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不断深化。保险作为规避风险的金融产物,其基本职能是损失赔偿和经济给付,派生职能包括防灾减损和资金融通。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实施精准扶贫。保险所具有的职能正好契合着精准扶贫的理念,可见保险在扶贫工作中可以大有作为。该文基于精准扶贫背景下,探究保险业在支持农村扶贫工作的有关内容,主要从保险扶贫的必要性、优势、发展现状及发展建议四方面展开,以期对保险扶贫领域提供有价值的探索。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高校肩负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光荣使命,立家规、正家风理应成为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目前,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家规建设仍存在着传承意识弱化、价值观念异化,参与意识淡薄、不良作风滋生,外部环境侵染、权力失范事件频发,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缺位等困境。突破困境可从三个层面采取对策:社会层面,发挥大众媒体的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高校层面,扎紧家风家规制度建设的笼子,加强监督体系建设;家庭层面,提升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以福建省大田县为例

【目的/意义】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新乡贤从传统“乡绅”发展而来,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依然蕴藏巨大能量,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动力。【方法/过程】通过文献查阅、政策研究和实地调研等方法,归纳学界已有关于新乡贤的研究成果,梳理国家颁布的诸多鼓励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政策文件,并分析新乡贤与村干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两者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和职能、效用的互补性。【结果/结论】研究显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福建省大田县设计并执行的“乡贤回引”工作路径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该文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构建国家行政力量和基层自治力量共同参与的新乡贤参与治村的长效吸纳机制和有效激励机制。

“点题整治”:全周期管理视野下民生治理监督的创新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立足新发展阶段,推进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手段和方法来应对民生领域出现的异质性、复杂性治理问题。福建省“点题整治”机制革新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充分调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整治监督,成为推动传统型政府向问题导向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推手。文章深入阐释福建省“点题整治”两年来发展与巩固提升的工作思路和机制运作,总结实践的既有经验与启示,并就深化福建省“点题整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和思考。

数字赋能基层小微权力监督的地方实践及其优化路径--基于泉州市典型案例的思考

数字化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有效工作的必要措施,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管理的需要。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绩效内卷化风险、信息操纵风险以及数字技术的非均衡性赋能等现实困境。该文以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开展话题,选取福建省泉州市数字乡村治理创新模式为案例,通过该地村级小微权力监督信息平台的建设展现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和运行机理。

乡村治理进程中村干部腐败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其权力资源的增加,部分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逐渐凸显。结合村干部腐败的主要特征,从职责发挥冲突、相关法律缺位、职位权力与监管机制匹配程度低、村民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村干部自身内部短板等方面对村干部腐败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提出应从完善村干部激励机制、加强村干部教育引导工作、健全相应的法律规范、完善上级监管机制、积极发挥村集体内部监督力量的作用等方面防治村干部腐败。

回归主业主责视野下纪委监督责任的实现路径分析

在当前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设中要聚焦主业主责,纪委要转变传统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和工作职能,将监督、执纪、问责作为主要业务,切实落实责任追究机制。纪委监督责任实现受到责任意识不到位,责权不对等,责任考评体系不健全,法制不健全,利益集团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在系统分析纪委监督责任实现困境的基础上,围绕突出"主业主责"的主题从增强责任意识,健全纪委责任考评体系,建立学习型组织,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探讨纪委监督责任的实现路径。

网络政治、群众路线与反腐体系的转型——以“杨达才案”为个案的考察

因网络反腐而下马的官员所能警醒世人的无非是贪赃枉法必然要承受法律的制裁,起因可能是网民监督,利用网络进行权力的博弈,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网络政治的一种体现。如今,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模式,网络反腐又是怎样让政治腐败犯罪当事人落马的呢?其过程又是如何?本文试图以"杨达才案"为个案进行"过程—事件"的叙事与分析。研究得出,这样一场"无声的革命",背后却是"网络举报—媒体关注或网友转播—制度惩治"的一条反腐路径,且与以往的反腐体系(运动反腐1+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比较来看,已经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四维一体"(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网络反腐)的反腐新体系。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特点与治理的意义——基于构建“和谐社会”探讨

群体性事件是威胁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一大因素。据悉,2015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仍居高不下。我们通过既有的文献和资料,梳理了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和特点,提出了治理群体性事件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1)促使社会流动的机会公平有利于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概率和发生次数;(2)分配公平对于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至关重要,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恰好很多都是因为长期的社会不公所导致,所以,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则对于和谐社会的内涵有促进意义;(3)公正原则下的法治治理对于群体性事件而言,起着降低的作用。(4)法治意识下的社会和谐构建,对于治理群体性事件至关重要,规则先行,让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能够意识到失范的代价和后果,而不至于采取更为暴力的手段去诉求利益。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民上访与政府治道的变应——基于皖南D村的调查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法治化、民主化、程序化、规范化与制度化。然而中国的基层行政单位在面对农民上访的时候,往往显得比较困顿,更多采取的是调解优先原则。这种做法的背后所蕴含的处理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故而就非常容易导致政府越处理越麻烦的局面。且即便当事人聘请律师介入,往往也会遇到无处下手的"尴尬"。我们根据对皖南D村的一起因买卖户口与资产分配不公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为研究对象,得出在治理基层矛盾的时候,应该结合法治与调解进行治理。

“双微”时代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特征变迁

2009年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元年。时过若干年后,再来看中国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微博和微信时代下,其主要发生了三种变化:第一,加强了信息传播的及时性,扩大了传播范围;第二,发生对立的双方可能是网民与政府,也有可能网民与网民之间;第三,网民更喜欢和更方便去参与公共事件讨论。

腐败亚文化的新特征、成因及其治理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向纵深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巩固已有成果,推进腐败治理从"不敢""不能"向"不想"的深度跃迁,还要回归文化本源探寻治理路径。随着正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与廉政文化相对的"腐败亚文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人情文化的泛化和庸俗化、变相逢迎手段的隐匿化和科技化、不作为的"软腐败"现象凸显、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顽疾难除等等。究其成因,主要包括认知偏差、心理诱因、价值"越轨"、制度"笼子"不严密等内外部致变因素。针对这些新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应该从健全官员人格和心理素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提升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路径去进行综合治理。

应对大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探析

近些年来,大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其主要原因是大学生缺乏处理各类心理问题的能力、高校忽视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的完善、高校对校园安全治安管理不够健全。而如何去预防和应对此类危机事件是当下社会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因此本文建议从多元主体协力加强预管理、科学制定紧急预案、完善危机善后管理方面来完善相关的危机管理机制从而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和减轻事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女性领导决策能力的特点及其提升路径——基于“三圈理论”的分析视角

决策是领导过程的第一环节,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不但直接关系到决策本身的效率和成败,并且更直接关系到整个领导的得失成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活跃在领导舞台上,研究女性领导者决策问题也具有其一定的价值。本文借助"三圈理论",对女性领导决策的"三圈"进行梳理,探究在此理论背景下,女性领导决策的特点,并提出女性领导者如何提升决策能力的相关建议。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晋江市英林镇为例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协商治理的推动引导者、赋能保障者。但在一些基层治理实践中,还存在着党建有机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密度不够饱和、村级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村民自治力量有待提升等困境。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英林实践"具体表现为: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搭台,构建"3+X"共治生态圈;吸纳社会力量,促进多元共治谋发展;协调各方参与,提升共建共治社区治理水平。"英林实践"启示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核心引领,把准基层协商治理发展总方向;要整合多元力量,使基层协商治理助塑乡村振兴共同体;要全程融入协商民主,使基层协商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势能转化,使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河长制实施中领导责任实现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当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破坏。其中,我国河湖管理保护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河道干涸、湖泊萎缩,水环境状况恶化,河湖功能退化等,对保障水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所以,本文以河长制实施中领导责任机制治理为研究对象,重点从执行主体意识、制度本身、机制体制层面等深入剖析河长制实践仍然面临的困境,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提升河长制实施的制度效能,从而使河长制真正实现"长治"。

反腐新常态下基层公职人员工作价值观变化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渐趋常态化的特征愈发明显,对基层公职人员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是对其工作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价值观决定着基层公职人员的履职状态。据此本文以价值观分析为理论基础,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四个不同维度揭示反腐新常态下基层公职人员工作价值观的变化,并据此为提升基层公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治理效能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