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三社联动与多元协商:社区治理的一个框架——基于宁德市柏洋农村社区的分析

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性过程,需要对社区治理中各要素进行系统优化才能实现治理有效。当前,政党领导型治理、社区专业化治理和协商民主治理都深得学界肯定,但治理理论在实践中存有碎片化、单一化的短板。宁德市柏洋村在农村社区治理探索中形成的“一线两点”治理框架将党建引领贯穿于治理全局,“三社联动”为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搭建平台,成为社区治理支撑点;治理的落脚点是通过协商达到利益均衡,提升弹性化治理。宁德市柏洋村围绕治理方向、方式、目的三个环节进行系统重构,有效理顺社区治理中党建引领作用、社会参与力量以及民主协商机制的制度合力,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区治理新范式提供了宝贵的“柏洋样板”。

关于深化我国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思考

中国最新一轮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体改革已基本完成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深化林权改革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为了实现"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的目标,今后一段时期要把林权改革的重点由调整人与林、人与地的关系转变为调整所有者与政府、所有者与所有者的关系上来,统筹兼顾与重点突破并举,以林权纠纷调处、林权流转规范、扶持林农合作组织、发展林下经济以及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为着力点,持续深化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基于对全国24个省139个村670名农村青年的调查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群体被党和国家委以了新的政治重任,农村青年作为广大青年群体中最贴近基层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政治认同关系着乡村未来的走向。然而,基于调查可知,我国农村青年受政治背景、地域差异、社会环境及个体差别等多种因素影响,普遍存在政治观念淡薄、政治参与被动、政治效能不足等问题,导致其政治归属感不强、政治责任感较低、政治获得感较弱,从而阻碍其“先锋力量”的发挥。为此,要通过提升政治认知水平来强化政治共识,创新政策引导机制来促进政治参与,健全青年人才制度来提升政治效能,从而完善从认知到参与再到产生效能的政治认同过程,避免其成为“政治盲族”,使之能勇担实现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

创新集体：对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

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并不是走投无路,更不是毫无价值,关键在于要有有效的实现形式。集体经济的内在价值在于个体通过集体得以更充分发展以及与集体共同发展。要实现这一内在价值需要相应的形式,更是一个探索过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经历和正在经历"统"、"分"、"合"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需要产权相叠、利益相关、要素相加、收益相享、治理相适、主体相信、政府相持、头人相带等条件。不同条件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有所不同。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理论价值在于将思想从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创新集体,赋予集体经济以新的内容;实践价值在于改变集体经济的固化模式,积极探索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的农村集体经济。

村户制传统及其演化:中国农村治理基础性制度形式的再发现

在村庄范围内,家户是生产经营主体,而家户与村庄的联结就成为村庄实现有限治理的基础。通过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格局的研究可以发现,村户制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根基。它的特点表现为以家户或家户经济为基础、以一定的联结机制统合村内家户,具有向村落空间之外的扩张保护性,其中"村—户"之间的联结机制具有核心意义。在传统社会,依靠士绅建构的宗族"自治"型构了村户制的稳定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在政治强力压制下铸造的社队体制以及在现代"自由小农"基础上塑造的民主联结都没有能够承接村户制传统的精髓,从而导致了农村发展的全面或部分的困境。因此,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注重对村户制传统的发掘,尤其要注重对"村—户"联结机制的塑造进行再认识。

两级自治: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兼论农村基层民主实现的合理规模

近年来,农村"两级村民自治"作为基层民主的一种新形式日益显现。本文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自治"的实践探索为基础,分析了"两级村民自治"的形成过程及其动因。本文认为,"两级村民自治"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是对当前行政村民主规模过大问题的有效调节,也是对村落这一小共同体的有效利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行政村和村落的双重行政化问题,同时应避免陷入对小型共同体的过度迷思。

陕西省洋县沼气工程发展现状及对策

沼气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能源,对改善农户用能、改进生态环境以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陕西洋县4镇10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洋县农村户用沼气发展现状及成本与效益,指出沼气正常使用率不高、综合利用程度低、管理与维护能力弱以及服务跟不上等问题。洋县要进一步推动农村户用沼气工程发展,必须创新思路,因地制宜推广技术利用,建立健全服务机制,走"沼气-农业"生态发展之路,发展沼气综合利用价值。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综合整治的政策性建议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提升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态环境面临的污染威胁也日益严峻。本文分析了来自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以及工业污染等方面的生态环境问题,并探讨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政策性建议。

“十二五”规划背景下自然保护区发展的国家战略布局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处在一个转型的"十字路口",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布局与规划自然保护区未来发展。结合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提出未来中国自然保护区的战略布局。

陕西省洋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基于实地问卷调查获取的146份有效样本农户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分析洋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调研发现,样本社区食用菌产业发展有传统基础,对促进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作用明显,73%左右农户对发展食用菌生产整体满意度给予了肯定。但是,由于受政策、技术和资源限制,洋县食用菌产业发展存在组织化和产业化水平低、科技投入少、基础设施差等方面问题。农户亟需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以实现食用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以来单位社会的变化、问题与治理走向——立足于民主治理与社会和谐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单位社会不断蜕变并新生,单位在体制、组织、结构、功能及类型、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显著变化。这些新变化和新局面引起了单位及其管理者、职工及其代表组织、政府部门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力量消长与关系调适,导致就业、工资、福利、保障领域的转变,并成为劳动关系不协调的根源,致使单位治理失调。立足于民主治理与社会和谐,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单位社会变化的基本要点、内在动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有效地改善单位治理困境。

论城镇化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合理定位——基于中央文件的初步探讨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文件中提及城镇化建设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党和政府对我国城镇化建设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在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府更是把新型城镇化建设摆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相比之下,近年来主流话语已不再高调表述新农村建设。但若对十五大以来的中央重要文件进行整理和解读,则可以发现:中央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新农村建设;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变得更加具体和全面,并且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互呼应,成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这构成理解城镇化背景下新农村建设合理定位的基本依据,也促使人们慎思当前片面强调城镇化而忽视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趋向。

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

国家入场乡村,乡村融入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一些特殊治理情境中,规整的正式治理力量仍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把控,正式权威与治理资源在乡村事务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困境。研究以拆迁改造中的政策动员为例,发现不论是正式权力行政主导,亦或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都难以真正激发认同,而那些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却能够凭借其身份优势与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非正式制度得到农民认同,促成政策变现。在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正式治理力量在特殊治理情境中仍可能陷入暂时性“失能”的境遇,良好的乡村秩序仍离不开乡村内部力量来满足乡村治理的部分需要,并在正式治理力量“失能”状态下发挥治理作用。

基于农户视角的北京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实地问卷调查获取的227份有效样本农户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从数量上确定了农户对改革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80%左右农户对改革实施程序和整体满意度给予了肯定,但只有1/3的农户认同改革有利于林业增收;在改革实施程序评价方面,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是否有村干部、是否收到改革公开信、是否参与改革方案投票等因素具有正的显著影响;在改革对林业增收影响的评价方面,是否有非农工作具有负的显著影响,家庭商品林面积、是否有林业投入、是否了解公益林制度等因素具有正的显著影响;在改革整体评价方面,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量、商品林面积、是否有林业投入、是否了解公益林制度、是否收到改革公开信、是否参与改革方案投票等变量具有正的显著影响。

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新动向初探

一、政策环境改变，催生晋中农民合作社快速发展 山西晋中地区曾是新中国最早开展合作化运动的地区之一，合作历史经验丰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纵深推进，晋中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经历了从民间自发组织、自我发展，到政府积极诱导、快速发展，大力推动、加速发展，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规范发展的演变过程。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197个村2699位农民的样本数据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政治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作为首要任务。加强政治建设,自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在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因党员干部年龄偏大、学习动力不足、政治资源欠缺等原因,存在着政治觉悟不太高、政治参与不主动、政治能力不突出等问题,削弱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党建引领作用,妨碍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稳步推进。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治建设上,需激活内生动力,增强政治嵌入的主动性;释放外在活力,提升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健全监督机制,加强政治建设的纪律性。

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

由于自治和村民自治的内在价值,决定村民自治会不断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村民自治也需要通过有效的实现形式实现其价值。自19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自然村为基础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主要贡献是"三个自我";第二阶段是以建制村为基础规范规制的村民自治,主要贡献是"四个民主";第三阶段是建制村以下内生外动的村民自治,主要贡献是有效实现形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断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建构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式的村民自治体系。

产权认知、家庭特征与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情况是影响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的58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研发现,43.62%的农民认为自己有土地占有权,95.2%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使用权,94.5%的农民认为自己有土地收益权,63.1%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流转权。而49.48%的农民愿意用承包地换经济补偿,24.83%的农民愿意用承包地换城镇户口,14.14%和11.55%的农民愿意以承包地换城镇住房和城镇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另外,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农民对土地占有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土地收益权和流转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除此之外,农民的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供养率越大以及有子女在城镇上学或工作的,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强;农民承包地的面积越小、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低以及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越近,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强。

粮食安全背景下的家庭农场“非粮化”研究--以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为个案

粮食安全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性问题。在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撂荒和农业劳动力不足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不但能够解决土地撂荒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经营的集约化程度,从而保障粮食安全。然而通过对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家庭农场呈现出显著的"非粮化"倾向,原因主要在于粮食经营投入高、收益低。因此本文在对该地家庭农场"弃粮从经"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引导家庭农场转向经营粮食作物的若干对策建议。

有机农业生产效率的三阶段DEA分析——以陕西洋县为例

有机农业是我国适应居民食品消费由注重数量向质量转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缓解农业污染问题等的现实选择。以有机农业发展的典型——陕西洋县为例,运用三阶段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本文比较分析了其与周边县区的农业生产效率。结果表明: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产出指标和以农业资本、劳动力、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农膜使用量为投入指标满足模型适用的"同向性"条件假设,可以进行投入产出的效率分析;管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影响,有必要进行各因素对效率影响的剥离性分析;在外部环境因素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均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效率,而以粮食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比表示的种植结构与农业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在发展有机农业前和后,洋县农业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低于陕南26县区的平均水平,但发展有机农业后,其农业综合生产率、纯技术效率排名分别上升了5位和6位,同时,规模效率排名下降了3位;然而,洋县绿色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仍然低于规模效率。主要研究结论:三阶段DEA模型有效剔除了管理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有机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主要来源于纯技术效率而非规模效率的改进。为了缩小与周边农业生产效率的差距,洋县应该提高绿色农业管理技术水平和扩大生产规模,且重点在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