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出版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管理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出版企业面临技术创新与管理的双重挑战。通过探讨出版业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转型趋向以及关键技术创新方向,阐述出版企业如何构建技术创新管理体系,包括技术创新战略体系的建立、管理机制的优化、高效能技术创新团队的打造,以及技术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管理提升。

论电力行业价格上限管制中的激励机制

价格上限管制是目前被普遍采用的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方式。但是企业并不总是拥有充分的成本和需求信息假设,单纯的价格上限管制在提高企业的信息获取激励方面往往并不是有效的。如果企业缺乏获取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强激励,将会直接影响到行业的长期供给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收入共享机制的引入可以有效改善纯粹价格上限管制的激励问题。就我国的电力行业而言,由于区域电源结构和用电需求存在很大差别,而且随着风电、光伏、核电等在电力供应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如何通过有效的价格上限管制机制来有效激励电力企业获取有价值的技术和市场信息,以不断提升电力行业的长期供给效率,就显得十分重要。

再论编辑目标责任制:问题与对策

编辑目标责任制的现实负面影响导致了出版社在绩效管理和绩效考核中产生了种种问题,出版社要在深入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建立适合自身需求的绩效管理和考核体系,完善对编辑乃至全体员工的考核方法。

明清以来大运河海外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中国大运河的研究起步较早,1940年代开始便有相关论文论著出现,研究内容从考察大运河的历史到与运河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问题,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研究的巅峰,此后研究选题日益多元化。近数十年来中国台湾、日本及美国学者对中国大运河的主要研究成果,时段聚集在明清及近代。境外学者们对大运河的研究,有的注重对大运河及漕运的历史史实和细节的考察,有的注重借助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来分析解读大运河。近年来兴起的环境史为大运河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鸦片战争中的鹰派与鸽派:林则徐和琦善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中，林则徐是一个“爱国”的代表，流芳千古；而琦善则是一个是“卖国”的代表，遗臭万年。越过单一的“善”“恶”标准，重新审视他们的经历，也许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持续两年多的鸦片战事中，清廷中“剿”“抚”两条路线一直在争斗。“剿”派以林则徐为代表，奋战沙场的关天培、裕谦、海龄等都视他为领袖，可以看作外交策略上的“鹰派”；而“抚”派的“始作俑者”是琦善，他的“羁縻”政策为以后的谈判大臣伊里布、耆英等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外交策略上的“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