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学教学范式研究——以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为视角

现代法学教育起始于欧洲,后经英伦传播至北美大陆,历经800年的世道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培养学术性学位为主的欧洲模式和以培养专业学位为主的美国模式。当代中国法学教育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兴盛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年的蓬勃发展,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培养体系。教学范式从原先完全照搬前苏联模式,到后来兼取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可谓是集世界之大成者。然而,教学范式的简单模仿并不能解决当前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法学教育要在世界法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己特色的教学范式。

哈佛法学院社会募捐制度研究

社会捐赠是美国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哈佛大学法学院以其拥有16亿美元资产位列全美法学院首富,在世界各国法学院中也是首屈一指。哈佛法学院的运作资金包括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政府对学生的补助金以及各类社会捐赠等。科研经费和学生补助金占整个运作资金很少一部分,而且属于专款专用。学院的发展资金,包括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增设新的教授席位等费用主要依赖社会捐赠。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哈佛法学院在社会捐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先进的理念和完善的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算法时代的法治之路:计算法学的规范性探索

本文借助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两分范式,探讨了计算法学在法律与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历史起源、理论进展与未来方向,并结合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双重路径,系统分析了其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挑战与潜力。通过回溯莱布尼茨的法学梦想,本文提出,尽管计算法学在消解法律不确定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法律奇点论”等极端形式主义思潮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盲点。计算法学不仅需要在规则与预测之间寻求平衡,还应通过融合认知神经科学等跨学科方法,加强其介入法律解释与规范辩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文主张一种超越技术决定论的“计算法治”框架,强调法律应在“计算性”与“人性”之间找到动态平衡,从而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价值的良性互动。

领域法学视野下的数字法问题

数字法律现象呈现出客体复合性、主体多样性及法律关系多元性特征,决定了传统研究范式转型升级成为数字法学的必然选择。领域法学作为调整交叉领域法现象的研究范式,与数字法问题相吻合。领域法学具体化、立体化以及复合化思维,可与部门法学协同互补;其立体性、自足性和因应性特征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吸收和补充。运用领域法学研究范式,可立体化提炼数字法现象,多维度整合数字交叉学科,以达到全方位解决数字法问题的效果。在宏观上,归纳“数字赋权-代码规制-数字正义”的数字治理逻辑;在微观上,演绎数据权利分类确定、数据交易分层规范、算法治理多元共治、权益救济多方协同的数字治理机制,构建完整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

论计算法学的全球发展趋势

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推进,计算法学正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新兴学科和研究范式。中国计算法学现今的问题是:对计算法学之发展脉络,尤其是在学科的研究范畴和发展路径上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文章通过使用多种统计学方法和研究工具,系统地梳理、分析和对比全球近二十年的计算法学研究的相关文献,重现了从21世纪初至近年国内外计算法学研究阶段、科研合作、研究主题和知识结构的演进过程和差异。与国外相比,中国计算法学在不同研究范畴上可能走向分化。倡导问题导向的计算法学研究有利于梳理不同研究路径的关系,促进学科的有序发展。学界需要尝试在问题意识、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维度上整合计算法学的研究路径,探索计算法学发展的中国道路。

计算法学: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以方法论和认识论为分析视角

计算机技术与法学的融合促进了计算法学的形成。计算法学注重通过计算机技术对法律进行编码,用计算机代码表示、适用、解释和履行法律,甚至执行法律。为推动计算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研究必须回答“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研究发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视角下,有法律信息检索的智能化、法律合规标准的动态规则化、法律学术的数据化、法律规制工具的代码化,以及法律认知的可识别化五种途径实现可计算目标。同时,通过对这五种途径背后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流派与设计理念的提炼,可在理论上回答和论证“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的问题。这种“一花五蕊”的繁荣景象大大拓展了计算法学的疆域和学科前沿,在理论上初步构建了计算法学概念的外延。要完善计算法学的理论体系,还应在本体论之上构建概念内涵。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到本体论的升华,是计算法学走向成熟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然路径。

对谈: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四十年

从1980年初开始,中国行政法学人留学日本,译介日本行政法的论文著作,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重新受到关注并获得影响力。南博方、盐野宏、藤田宙靖等人的近10本教材推动了我国行政法知识的体系化认识,大桥洋一、小早川光郎等人的10余本行政法专著推动了我国相关原理的纵深化发展。国内有近10本著作对日本行政法展开了通论和专题研究,但总体上仍不够充分。日本行政法既有开放性,也有特殊性,不可轻视。学习日本行政法,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原理,也可以利用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发生角度,开展对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只要能避免简单的“对接”,更多、更新的日本法研究都是有益的。

数字法学真的来了吗?

对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法律问题的研究推动数字法学作为学术命题被提出。虽然数字法学发展迅速,已成为学界热门研究领域,但关于数字法学立论基础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一方面,数字法学缺乏明确的问题领域,所研究的问题本质上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对现有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获得解释;另一方面,数字法学缺少充分的理论建构,既没有突破传统权力理论框架,也没有提出技术超越理论。因此,数字法学在问题领域和理论建构两方面均无法被证成。与其说数字法学是一种法学研究新范式,不如承认数字法学本质上是对技术应用场景的模糊概括。数字社会只是观察社会的众多视角之一,数字社会的到来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学研究转向了数字法学。在法学理论上,数字法学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学术命题。

计算法学的生成谱系、理论内核和未来面向

“智能化革命”催生“智能社会”的到来,“智能社会”呼吁着“智能社会秩序”的建立,作为法律领域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计算法学也应运而生。在计算法学的初步定位上,存在“方法论”“工程论”“对象论”“学科论”四种观点或立场。通过对漫长的法学历史长河中论题术和决疑术中的或然性计算、逻辑学中的必然性计算、自然科学中的计算、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中的计算的发展脉络的探寻,使得计算法学具有知识论的背书及正当性的认同。在计算法学的理论内核中,计算权利和计算义务是计算法学的核心范畴,计算正义是计算法学的最高价值准则,算法治理是计算法学的第一要务。面向未来,只有进一步提炼计算法理,让计算合乎法理、用法理引导计算,计算法学的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从而转化为中国特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兴力量。

视觉社会与关系权力——数字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福柯的法社会学理论

从《疯癫与文明》的研究开始,福柯一直致力于构建“视觉社会”历史的理论,提倡作为支配原理的监察概念及其实证分析。他还把知识话语作为历史的支配原理,尤其是法律与审判的话语可以通过知识—主体—权力的三角形,形成不同的关系网格和秩序。以《规训与惩罚》的出版为标志,福柯开始把研究的焦点视域从话语的秩序扩大到非话语的秩序,包括处理身体的统治技艺、建筑结构以及各种权力装置的进化史。本文以上述思想脉络为背景,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了福柯式法社会学的命题群及其在数字时代的意义。

判例研究六人谈：判例研究及其对中国法学理论的影响

陈越峰：各位学友,在刚刚非常精彩的沙龙主题报告之后,我们接下来进入真正的沙龙时间。有这个机会和六位一直致力于判例研究,有深厚耕耘,并且有丰硕的研究成果的教授对谈,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法学界对“议行合一”的反思与再评价

“议行合一”这个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思想家都没有直接使用过 ,它是我国学者根据卢梭和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概括出来的一种描述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职权或权限混合不分状态的提法。半个世纪以来 ,“议行合一”说经历了一个从调子很高到声音逐渐衰弱的过程 ,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一度是毋庸置疑的 ,但后来基本上已被宪法学界否定。日益深入的研究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议行合一”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 。

座谈:判例研究、法治发展与法学教育

目次一、判例研究对法学教育的意义二、判例研究与案例的选取三、判例研究中的出发点四、确定同案的标准五、裁判要旨的确定方式六、判例中的规范七、先例的确定八、判例的射程距离陈越峰：非常荣幸,今天请到四位老师比较集中地做关于判例研究及其方法的访谈。

中国经济法学30年高影响论文之回顾与反思——基于主流数据库(1978-2008)的引证分析

以引用数据库CSSCI、CNKI和文摘数据库《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为依据,采用引用率和转载率两项指标,聚焦中国经济法学高影响论文。通过数据分析,提炼中国经济法学30年的研究热点和焦点,从而试图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形成一个基本文献基础。回顾经济法热点,集中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竞争法、财税法、证券法、消费者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和环境资源法8个方面,但已有研究思路值得反思。

“国家所有权”研究的民法学争点

国家所有权是民法学界近年研究的重要对象。研究焦点集中在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客体、性质、行使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等方面。就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存在国家统一和唯一主体说、政府主体说、全民主体说、公法法人说等理论纷争;就国家所有权的客体,对专属于国家所有的客体范围、气候资源及无主物所有权的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就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呈现出公法所有权说、公权力说、私权说、公共所有权说、特别私权说等不同观点;就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提出通过公产、公用物理论、国有财产区分行使原则及专设专门机构以规制国家所有权行使及保障全民利益实现的不同路径;具体就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而言,存有"双阶构造说""公权说""国家所有制说""三层结构说"及"权利层次说"等不同学说。梳理国家所有权研究的主要争点可揭示此领域正在及仍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明确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而为国家所有权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根基。

解释社会:关于法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话

季卫东：非常感谢您刚才的讲演。很多同学都说,您的演讲非常有见地,我自己对您的话题也颇有兴趣。戴维德、阿尔钦、科斯这个脉络理出来,很清晰,很多讲法对我们未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也很有意义。您讲的捆绑销售、产权理论、交易成本都很重要。在这里我有几个问题要请教。第一个问题和契约有关系。您是经济学中的合约理论有代表性的学者,既往的经济学研究都是立足一揽子、一次性的合约,立足于共识达成,但是在中国社会,在其他东方社会往往存在关系合约（relationalcontract）这种交易形态，这种关系性的、长期的合约关系和一揽子、一次性的合约并不相同，具有某种计划理性，具有事后交涉的余地。关系合约是一种基本框架，保留未来指向的机会性结构。这种结构性的合约是不是会对我们理解合约产生影响？

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行业需求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法律专业知识的社会价值正在发生变化。此时,中国法学教育理应进入真正的"黄金时代",但实际上却面临着"饱和危机"和巨大的竞争压力。由此,必须推动新一轮中国法学教育改革。新一轮教育改革必须通过比较大胆的改革举措"消肿"以回归到适当规模,明确法学教育的目标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促进从统一模式向差异化模式转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根据行业需求推出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举措"三三制(3+3)"法科特班,法科特班的基本定位是主要面向司法和涉外法务的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同时,法学教育改革还必须与司法考试制度改革相结合,改组司法考试的出题机构和方式,从而提高司法考试的权威性,如此,法学教育改革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论领域法学作为法学研究的新思维——兼论财税法学研究范式转型

伴随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法律现象的类型化、复合化和领域化趋势愈加明显,这些法律现象的调整方式和手段也开始出现因应性变化,并由此产生领域法的范畴和领域法学的概念。领域法学以问题为中心,建构在传统部门法基础上并进一步拓展并深化其研究对象,吸收和创新式整合传统部门法学现有要素和研究范式,具有相对独特的研究视野和体现自身规律性的研究方法。财税法学具有综合领域、交叉研究和新兴学科的现代特征,并在功能上引领财税改革和促进法治建设,是领域法学的典型例证和重要组成。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加强领域法学学科建设,推动新兴领域法学研究,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与公共决策法治化相衔接,是未来法学研究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

发展了二十多年的中国行政法学至今仍未完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化,其原因之一在于"具体行政行为"等核心概念基本属于被解释的法律概念,因而理论中缺乏统领性的抽象概念;原因之二在于既有概念无法统合法学发展以及提出的诸如"行政程序"和"行政规制"等新问题;原因之三在于既有法学方法上的形式框架难以容纳现代行政所需要的政策目的。本文借助阿斯曼的理论框架,对所选择的关联领域和确定的基本概念,提出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应有关注角度,以此期待今后在关联领域与基本概念所支撑内容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之中,确定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建构工作的第一步。

法学视野下的“创新社会管理”分析

"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适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情况而提出的社会管理的新范式。从法学的角度分析"创新社会管理"的内涵,可知"创新社会管理"的本质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原则是以人为本,机制是民主管理与社会协商,界限是宪法和法律,价值是建构法治秩序,目标是达致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