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美德法理学、新形式主义与法治--Lawrence Solum教授访谈

W(王凌皞):你好,Larry。非常高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对美德法理学这个课题感兴趣。换一种说法,您提出美德法理学的语境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激励着您去思考这个问题?

国际白领犯罪与国际化的内部调查

目前已有较多作者对律师高效、全面、可靠地进行内部调查的方法进行了探究。〔1〕然而,本文尝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聚焦律师在调查潜在的国际白领犯罪活动中所遇到的挑战。本文第一部分将考察在选择律师进行海外内部调查时所遇到的挑战,同时将特别考虑适用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和工作成果保护制度的国际标准;第二部分将讨论不同国家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的影响,并分析在这些国家的司法环境中尝试进行美国式内部调查所带来的挑战;第三部分将考察国际内部调查中律师与(被调查公司)雇员的相互关系,及遵守世界各国千差万别的劳动法律法规及相应程序时所面临的挑战;最后一部分将讨论以政府为主体开展的多国调查存在的问题。本文将特别探讨如何披露调查结果,以及在国际执行环境下参与结案谈判所遇到的困难。

中国资本市场缺乏制度支撑

强资本市场的特点是投资者众多，股权分散，信息准确，筹资容易，竞争性强。投资者要求得到保护并获得高收益。强资本市场需要很强的制度支撑，而中国缺乏这种制度支撑，由此产生了中国公司跨国上市问题。

法律与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

本文主要讨论了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法律在经济发展中的确非常重要,但法律本身不会自动导致经济成功,因此适当的法律是必要的,但绝不是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

论担保权在破产中的别除机制

破产别除机制直接关涉担保物权在破产清算中的承认及效力问题。基于对实在法的考察和对破产审判经验的总结,大陆法系上"担保权不依破产程序行使"的传统表述已然不足以准确描述担保权的别除机制,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行使担保权既需要经过债权集中申报程序和破产管理人的审查,还需通过债权人会议的决议以确定担保权的实现方式,此则难以谓之绝对的"别除"。破产法以债务清理为首要目标而兼顾社会利益的立法原则决定了担保债权相对于税收债权、劳动债权的绝对优先地位,对担保财产的清算价值分配应当以尊重实体法规范为根据。在特殊类型担保中,未公示担保权、预告登记的债权不应当享有别除效力,让与担保应当适用别除权制度而非取回权制度。

证据规则(仅)适用于审判阶段吗?——美国和德国欺骗性讯问规则比较研究

对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未制定与规范美国审判程序相类似的正式证据规则。有观点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事实认定者由外行和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因而较少需要防止裁决者接触到某些信息的正式证据规则。本文对这种广泛存在的观点提出挑战。一些学者未能认识到,证据规则规制的不只是审判阶段的举证方式,还包括审前调查的取证方式。基于这一原因,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程序存在丰富的证据规则,而这一点恰恰受到当前学术界的忽视。我认为,德国警察讯问规则,尤其是关于欺骗性讯问的禁止性规定,对于事实记录(factual record)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事实记录是法律上认定某人有罪或无罪的基础。本文将阐述审前证据规则赖以存在的一些制度性因素。

标准文本及其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影响

标准文本在不断增长的信息披露中的位置非常稳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标准文本使用与效益增长呈现正相关。但是有证据表明,无论是通过其内容还是信息传递效应,总体上标准文本在披露中的使用会增加IPO发行人的成本,并且无益于实现向投资者更好地传递信息的目标。然而,发行人仍然会使用标准文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标准文本可作为信息产出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发行人可通过付出一定成本来模糊敏感信息或缩短尽职调查的时间。

回顾死刑错误执行的历史

近年来,无辜者①被定罪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而无辜者被判决死刑并予执行的案例更是引起了学者、①法律从业者、②维权人士、③立法者、④法官⑤和新闻人士⑥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关注的推动下,司法机关启动了一系列高调的法律改革措施:伊利诺伊州全州暂停执行死刑;⑦一些州建立了致力于预防不当定罪及其执行的委员会.

超额投保车损险的赔付问题研究

超额投保车损险现象十分常见,发生保险事故后投保人与保险人往往会为赔付问题产生纠纷诉至法院。本文通过对近五年相关司法判决的分析指出,在投保金额、保险价值、赔付方式条款的理解上,法院存在较大的分歧。关于旧车投保的保险金额问题,基于意思自治、司法行为的被动性以及社会效果考虑,应允许旧车以新车购置价作为保险金额;关于保险价值的理解分歧,基于不定值保险的特性、保险损失补偿原则,应将保险价值明确为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关于赔付条款是否属于须作特别说明的免责条款,本文认为格式合同不必然等同于霸王条款,赔付条款并无减轻己身责任的含义;从不定值保险的特征、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实际社会效果出发,不宜退还事先明知超额缴纳的保险费。

标准文本及其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影响

标准文本在不断增长的信息披露中的位置非常稳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标准文本使用与效益增长呈现正相关。但是有证据表明,无论是通过其内容还是信息传递效应,总体上标准文本在披露中的使用会增加IPO发行人的成本,并且无益于实现向投资者更好地传递信息的目标。然而,发行人仍然会使用标准文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标准文本可作为信息产出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发行人可通过付出一定成本来模糊敏感信息或缩短尽职调查的时间。

论国家豁免与国际强行法的关系

有关国家豁免与国际强行法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早已有之。随着人权保护观念的兴起和普遍管辖原则等理论的发展,国际强行法规则如禁止侵略、奴役、贩卖人口、酷刑、种族灭绝、种族歧视与隔离,对国家豁免理论普遍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然而,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却罕见作出基于国际强行法的判决,国家豁免的优势地位似乎依然牢固。本文拟从国家豁免理论的基本概念及演变历程入手,论述近年来因人权保护观念的兴起和普遍管辖权等理论的提出对国际强行法与国家豁免之间关系的冲击和影响。同时,通过联合国国际法院德国诉意大利案等判例以及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豁免无冲突的角度,详细阐述国家豁免与国际强行法二者的关系,并得出两者并不矛盾、可相协调的观点和结论。最后,笔者对国际强行法与国家豁免关系的发展方向作了展望,并对我国应如何在坚持绝对豁免主义与保护人权二者之间作出平衡的问题上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国际法与使用武力:超越机制理论

国际法中的机制理论往往忽略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在涉及威胁和使用武力问题的有效性,无视美国正是由于积极推进规制和减少国际关系中威胁和使用武力的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才维持了其在'二战'前后及当今的巨大优势。美国宪法机制要求外交决策必须重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否则国内政治将遭受有害的溢出效应;民众和国会则根据国际法原则来判断外交决策是否违背威胁和使用武力的禁令来决定是否支持政府。里根政府因尼加拉瓜案下台就是极好的例证。因此,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本身即构成是否使用武力的重要分析工具和客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