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寫本研究對敦煌寫本研究的啓發——以實物寫本學、比較寫本學爲例

寫本(manuscript),顧名思義,由手寫而非印刷製成。我們熟悉的簡牘帛書、敦煌寫本,以及埃及的莎草紙手稿、歐洲中世紀的手抄書籍等,都可被稱爲寫本。作爲一種歷史遺存,寫本受到歷史學、文學、文獻學、語言學等領域的重視,是許多人文學科的研究材料。從這個意義上説,對於寫本的研究并非新現象。而“寫本研究”(manuscript studies)這個領域,目前學界對其範圍有不同的界定。寬泛地説,寫本研究涵蓋了對寫本文本、内容、書迹、形態等各方面的研究。與過去以文本考證、内容分析爲主體的研究不同的是,這個領域更關注寫本的非文本因素,更關注寫本的物質形態及生産與使用,更注重對於寫本的整體理解。

西夏的北邻

自11世纪始,西夏逐渐发展成中国宋朝西北边境的主要势力之一。本文考察了《将苑》译本所反映的西夏视角下的地缘政治环境。《将苑》是一部托名诸葛亮的中国军事专著,原文的结尾部分呈现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观,国家四周围绕着四夷(夷、蛮、戎、狄)。而西夏译文省略了四个部族中的三个,仅谈了北狄,从而调整中国的观点以适用于西夏自身的情况。

赞丹尼奇误读辨正

中古阿拉伯史籍记载了一种优质的棉织品,名曰赞丹尼奇。1957年纺织品专家谢珀德、伊朗学家恒宁合作发表论文《赞丹尼奇已获识别?》(Zandanījīidentified?),对收藏于比利时列日省于伊的一座天主教修院的一件织锦进行研究,就书写在背面的题铭作出粟特语的解读,尝试将其与传统记载中的赞丹尼奇织物建立联系。这一发现在古代纺织品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也有学者指出此说在文献与历史两方面都有讲不通的地方,但1957年的试论仍然被视为定论,"赞丹尼奇锦"已经成为纺织品研究中的一个似乎不争的确定实体。然而,重检原物,对题铭的重新研究表明,题铭语言实为阿拉伯语,内容则是这件织锦所有者的名字以及交易售价,与赞丹尼奇无关。

敦煌的縫綴裝册子與外來寫本文化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册子本的裝幀主要可分爲兩類:(1)紙頁對折,形成一個對開葉。對開葉折痕的外側抹上漿糊,與另一對開葉相粘。對開葉逐一粘接累加,形成一册(圖1左,粘合處以密斜線表示)。這種裝幀,或稱爲“粘葉裝”。(2)多張紙頁摞起後從中對折,形成一疊。疊與疊之間用繩線連綴,形成一册(圖1右)。這種裝幀可稱爲“縫綴裝”(1)。敦煌册子形制的寫本中,這兩種裝幀的數量最多。還有一些特殊的裝幀形式,也存在一册中混合使用粘葉裝和縫綴裝的情況,但數量較少,皆非主流。

Imre Galambos,Dunhuang Manuscript Culture:End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erlin:De Gruyter,2020,pp.viii+290.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寫本的時間跨度是5至11世紀,其年代上的分佈不均匀。時代越晚,材料越多,數量最多的是來自歸義軍時期的寫本。豐富的公私文書與四部抄本展現了這一西北邊域政權政治、經濟、文化的諸多方面。高奕睿《敦煌寫本文化:歸義軍時期》一書,以寫本文化爲主題,通過分析四組歸義軍時期的寫本,揭示這一時期敦煌社會的文化特質。本書的核心論點是,歸義軍時期的敦煌社會具有獨特的、區别於吐蕃統治時期和唐時期的文化特徵。本書分爲五個部分:(1)緒論;(2)多文本寫本(multiple-text manuscripts,含有多個文本的寫本);(3)學郎寫卷;(4)右行書寫;(5)社司轉帖與人名。

中东变革缘何接踵而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正在以惊人的方式演变，由一场貌似孤立的突尼斯政治危机，发展成为波及大部分中东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政治变革。 从表面上看，中东国家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和政治变革具有同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主要形式是以和平示威为主的公民抗议；

敦煌册子本所见丝绸之路上的写本流动——以写本纸张特征为线索

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册子本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实物调查与纸张类型学分析。根据纸张簾纹、厚薄等特征,本文尝试确定一批在外地制作后携至敦煌的册子。这些册子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人与物的流动,为我们复现9、10世纪丝路网络上的写本流动与文化、政治交往提供了更多线索。

想象的“他者”与泰国国家主义建构

对于生活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国语(national language)被认为是国家认同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在泰国,几乎所有公民都将标准泰语视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作为泰国的国家象征,上至泰国王室以及佛教僧侣下至普通百姓都为泰语的普及付出了共同的努力。为了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泰国,在拉玛六世和銮披汶期间,汉语的地位被人为改变,被建构为"他者(Other)"的象征。通过在教育系统和大众媒体中减少中文的使用,泰国国家主义得到了巩固。有鉴于此,本文作者认为,除了如Anderson提出的构建一个所有人皆可分享的共同体之外,对于"想象的他者(imagined other)"的建构在国家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