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自白应否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英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历史

在刑事司法领域,没有什么题目比证据规则更为重要,它通常反映着某一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一千年以前,在普通法系的发源地英国和民法法系的起源地西欧,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乃是对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的宗教信仰.

公有领域的新生动力

许多人认为,知识产权已经走得太远,而政策制定者必须对此作出相应的回应。在本文中,笔者认为,该批判固然不无道理,但在某些情况下,私人当事方正在亲力亲为。不少企业和个人正加快向公有领域注入信息,其目的很明显,就是抵制或削弱竞争对手潜在的财产权利。一些生物技术企业在公有领域投资的基因序列数据库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并通过这种途径来防止其他企业抢占短基因序列专利,而一些主要的软件企业则对开源操作系统投入巨资以对付劲敌。在这两种情况下,为抢先排除财产权而进行的投.资(property-preemptinginvestments,PPIs)的这些举动都是为了抵制对手的产权对自己造成的不利影响。除此以外,个人和非营利组织也同样以自己的行动参与其中,诸如倡导知识共享计划等。在公有领域的这些主要的私人投资的出现,一方面揭示出知识产权制度具有一种自我修正功能,尽管这种功能至今仍为人们所忽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知识产权保护过度的探讨并不仅仅存在于公共立法领域,还存在于别的领域。

国家豁免与“投资者—国家”仲裁裁决的执行

本文首先介绍《ICSID公约》与《纽约公约》项下有关仲裁裁决执行的制度。尽管这两个公约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当败诉一方拒绝履行裁决时,它们都为胜诉方提供了公约缔约国的国内法律救济途径。依照以上两个公约之规定,即使投资者在仲裁中胜诉,他们也可能在裁决的执行时遇到困难,因为有些资产会因为其被关于主权豁免的国内法所保护而无法被执行。本文试图阐明胜诉的投资者可能面临的两种困境:一是各国基于国家豁免而享受的保护;二是《纽约公约》与一国国家豁免法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性。本文旨在论证舒勒(Schreuer)教授的先见之明——国家豁免永远是仲裁裁决的执行中的一个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