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村社二元合一治理传统的失衡、再失衡与再平衡: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本文从论述中国的基本治理哲学出发,将其与英美现代传统思想进行对比,分析两者的优劣、得失。然后,聚焦于国家和基层社区间的关系的实际运作,回顾华北和江南地区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既突出其源自中华文明的国家与社会、道德理念与实用运作的二元合一治理思想,区别于西方现代英美模式中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想,也梳理了其在实践之中所展示的优点和失误,提出如何纠正后者的问题。文章对比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及其近现代的演变、集体化时期采用的模式、改革期间采用的模式,以及这些变迁中所展示的一些基本问题。文章进而提出,需要在中国体制本身的传统之内探寻可用资源来纠正部分偏颇的倾向,并建议采用"群众路线"中的优良传统,去掉其运动政治的偏颇,把其优越的"调查研究""试点""民众参与"传统进一步制度化,倡议把民众参与设定为拟定和执行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必备条件,真正做到结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二元合一设想,用意是以其来取代英美模式中的民选制度。"民众参与"的制度化设定既部分源自中华文明"仁治"理念,也源自现代政党一国家体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传统,借此应该可以防范过去民生公共政策中出现的偏颇。

“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振兴

"集体产权"改革是2014年以来由原农业部发起、中央支持下的农村产权改革,需要和过去集体所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改革区别开来,包括其中的耕地转建设用地的改革。新一轮改革的标的主要在过去未经明确的其他农村非耕地"集体产权",尤其是荒地、林地、水面、山坡等集体产权的"清产核资",据此建立"农民经济合作社",为的是振兴农村社区,为其"产权"建立"入市"的基础。到2020年,改革已经"全面推开",覆盖全国81.6%的行政村。但其配套政策,如中央的专项资助、社区的法律身份、融资政策等方面,都尚待在实践之中进一步明确。无可怀疑的是,这个新一轮改革附带着给予迄今基本被忽视的农村社区重新振兴的可能,使其或许能够为乡村振兴的国家大战略起重要的辅助性作用。本文从回顾与前瞻的角度,梳理其迄今的发展并展望其未来的可能发展型式。

探寻中国长远的发展道路:从承包与合同的区别谈起

在市场经济与集权的国家体系、市场合同与行政发包(承包)两者结合的框架中,由国家与社会间互动所产生的第三领域及其运作机制,已经成为中国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关键点。它既引进了现代西方的私营企业市场经济,也保留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体系以及主要生产资料国有的制度。它的行政体系既趋向类似于(韦伯型的)现代西方科层制,又带有(古代)中国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和“分块的集权体系”特色。它不可能通过中西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路来认识和理解,需要从二元合一的思维来掌握。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被认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具体和实质的含义。

婚姻、革命与法律——陕甘宁边区的离婚法实践

本文利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档案,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背景下考察陕甘宁边区的离婚法实践。尽管边区的婚姻立法已从苏维埃时期完全支持离婚的激进立场撤退,但革命带来的各种现实变化,尤其是对个人身份的重塑,仍然激励妇女积极地行使离婚的权利,而她们在革命中所处的位置或身份与她们在离婚诉讼中权利的实现有重大关联。作为革命主要社会力量的男性农民在婚姻市场上经历了下滑,他们和“公家人”在离婚诉讼中的对抗清楚地显示了立法者预期的婚姻理想和现实的婚姻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此法官们创造性地摸索出一套以调解为主要手段的司法技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有根本性的影响。

专著:中美社科学术体系的比较与展望

改革学术评价体系,是推动学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对此,国外先进经验有一定参考价值。在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美国形成了以投入三四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再加上六七年的后续研究的重量级专著传统。它固然存在广泛偏重主观理论过于客观经验研究,偏重建构理想化的、逻辑上前后一贯的理论模式的弱点,但奠定了其在国际社科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中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表现出深层的矛盾,没有形成较为重量级专著传统,因此使中国自身的学术水平提升受到一定限制。目前的中国社科学术体系亟须改革,需要从国家层面鼓励结合中国实际的重量级经验研究与新型社科理论的专著,来塑造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专著体系。

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

在中国经济史上,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一直都是农户家庭,而不是个体化的雇工;一定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回顾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其实一直在和依靠个体化雇工的规模化生产进行顽强竞争。中国经验不同于英国和西欧,也异于印度和"东亚模式"。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东亚模式"理论,都没有直面中国家庭经济顽强持续的基本现实。认识到家庭单位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所占的特殊地位,才有可能想象一个与现代西方不同的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

中国农业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未来是不是必定属于美国式的大规模农场,必定要靠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而做到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唯有那样才能够提高务农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那么出路又何在?

消解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悖反--黄宗智学术自述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二书确定了我的学术研究方法,即以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为基础,采纳多种理论传统的洞见。由这样的学术研究,我得出一个关键性认识,即中国的经验实际相对西方理论来说多是“悖论”的,于是我试图探寻、建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因之产生了如中国农业与农村史研究中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内卷化”“实用道德主义”,中国正义体系研究中的“实用道德主义”“实践社会科学”等新的关键词。沿着这样的认识思路,我提倡创建新型的“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即我们要从经验/实际/实践出发,而不是西方单一面向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出发,来认识,不仅是中国,更是西方本身,由此来建立新型的、符合实际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

中国的“三实”与西方的“三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反思与前瞻

中国传统和改革时期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用“三实”——实践、实用、实质来总结,与西方的“三理”——理性、理推、理想(类型)十分不同。“三实”是基于二元(或多元)互动与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主流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十分不同。当然,两者在历史中都显示过其偏颇的一面。当代中国曾经显示趋向平衡之外的极端,譬如,脱离实际和过度管控的“大跃进”,或与其相反的过度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西方现代则在自由主义的同时,长期显示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无穷逐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中国未来的正确发展道路在稳定、平衡地推进由上而下的领导与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也在继续吸纳必须的“三理”思维和其连带的机械化发展,以及自由主义和西方法律的个人权利观,借此追求超越中西二元对立,迈向综合中西优点的长远道路。

重访“大分流”:澄清中西历史和现实中两大不同农业演变模式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李伯重最近承认,自己过去坚持中国和西方经济的“大分流”要到1800年之后方才出现是错误的,但他们仍然坚持,在农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自己原来的论点是正确的。18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农牧结合模式和中国的单一种植模式有着根本性不同,掌握两者的差异才能认识到两国过去和未来发展出路的不同。坚持两者的相同和相等性只可能继续导致错误的认识和抉择。中国农业(和其政治经济总体)所走的历史、近现代和当代的实际道路都不可能与西方一样。直面两者间基本不同的实际,才可能真正认识到符合中国如今和未来所需要的发展出路。

勾勒关于中国不稳定劳工的论争图谱

本文构建了一个研究不稳定劳工的分析框架,即将其作为在承认、规制、社会再生产三个争议性领域进行的关系性斗争来讨论。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再思考:一个来自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视角的导论

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的视角对中国的非正规经济进行新的综述,试图澄清其概念起源、构成、性质、规模和近三十五年的变化。文章特别关注到最近十来年'劳务派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起。文章介绍了《中国乡村研究》'中国非正规经济再思考'专辑的六篇论文和两篇点评,集中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和之前被广泛使用的'无产阶级'、新近被使用的'危难工人'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异同。

中国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本文聚焦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既指出其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指出一些其所忽视的问题,从既是历史回顾也是前瞻愿想的角度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考。文章对比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乡村)间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历史的异同,特别突出中国乡村小农、社区、产权体系与合作传统在过去和现在的作用。据此,提出一些仍然被忽视的关于全球经济和法律的看法。最后,进入关于双方现今和未来趋向的论析和愿想的讨论。

探寻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中国乡村振兴问题

本文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简要论析来说明其从重商主义到古典工业资本主义、到福利化的资本主义、再到股市化与虚拟化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借此来说明如今西方股市霸权的实质。这一切不能仅凭人们普遍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私有产权混合为同一事物的意识形态来认识和思考。我们需要拆开其三个方面,尤其需要将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对发展的动力从资本主义的其他方面单独拧出来认识。然后对比中国的不同的市场经济历史,说明中国在近三个世纪的城乡不平等和国际关系不平等下的单向市场的历史背景,从此基点出发来认识中国新近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关于中国与后发展国家间的更符合亚当·斯密原来设想的平等互利贸易关系的远瞻愿想和综合视野。最后,提出借助同一思路来设想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

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国家,还是农户?

过去15年间,中国农业经历了悄然但巨大的变化。“旧农业”(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大量使用机械及农药以节约劳动。与此同时,资本与劳动双密集的“新农业”(主要是高产值的蔬菜、水果、肉、禽、鱼)有着极大的发展。这些变化是伴随农业就业人员数的持续下降而来的。结果是中国农业显著地“资本化”了(亦即,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对于这些普遍被忽视的事实,本文将给出详细的量化证据。与通常的假设不同,中国农业资本化主要是由农户投资推动的,其总量比国家和农业企业公司的投资还要大。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在于,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需更注重和依赖农户的能动作用。国家需对农民家庭的经营行为给予更大的服务和扶持,不应像过去10年间那样,一味将政策支持倾斜于“龙头企业”。

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

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城市建设用地既是新兴市场经济中的主要长期性固定资本,也相当容易被转化为短期性流动资本。城市建设用地已经成为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也迥异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本。除了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外,其转化的关键还在于国家的长远经济决策,而近几年,中央决策明确将其转向社会化资本。正是“社会主义资本”的特殊性质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理念相结合,为现今和未来的中国朝向新型的、上下协同治理的“人民参与化的社会主义”演变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和可能。其中关键在于,国家涉及民生的政策必须克服一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成为真正满足人民实际需要、真正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积极参与的政策。正是如此的前景呼唤着一种扎根于中国发展经验和实践的新型政治经济学。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得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它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过去30年来已经走出来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关键则在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关于真正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洞见。中国近30年来已经相当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出路。

历史研究与法律的现代性问题——评“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丛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历史学家将目光转向法律史,并且成果斐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黄宗智(Philip Huang)和白凯(Kathryn Bernhardt)主编的题为“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Law,Society,and Culture in China)”的系列丛书~①。这些研究运用近期开放的司法档案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