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装政治、弱者抵抗和“敢曝(Camp)美学”

敢曝(Camp)美学"是一种夸张、做作、偏激的,并与同性恋文化"感觉"和"趣味"有关的艺术风格。"敢曝美学"提供了将艺术风格与人的普遍处境相联系的可能,同时也显示出"敢曝美学"本身的一些局限。用"敢曝"去讨论那些并非纯粹是感觉和趣味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敢曝"与同性恋自我表现的单一联系。敢曝不单单是与"性"有关的表演,它也是许多与性并无直接关联的日常行为表演。以此来看,敢曝不可避免地会获得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尤其是弱者抵抗的意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扮装技艺术不只是出于审美感觉的需要,而且更是一种生活在权力压迫和主奴关系中的生存之道。在同性恋者那里和在所有其他非主流或边缘弱者那里一样,扮装技艺是一种可能具有反抗意识的民间亚文化的政治体现。

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

人道灾难对人造成的最深远、最持久的伤害就是对共同人性的扭曲和败坏。人道灾难因此也成为人性灾难。人道灾难发生以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性和道德秩序再难修复的世界之中,不管他是受害者、加害者,还是袖手旁观者。受害幸存者既是灾难的"道德见证人",也是后灾难的"世界修补人"。他既反叛灾难的邪恶,也反叛后灾难对邪恶的忘却。他的见证体现的是一种人为自己生命作主的决心。灾难见证是一种宝贵的社会道德力量,它能帮助所有的人在共同人性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

文化批评理论的跨语境转换问题

本文认为 ,布迪厄文化社会理论对文学研究方法的意义主要在于他把文学创作放在“场域”而非“传统”中来考察 ,把关注点从个体性的作家“创作意向”转向群体性文艺生产者的“惯习”。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由来已久的作家中心式研究方法之外开拓创作行为的社会环境研究。布迪厄对文学创作的职业性、经济运作和利益争夺、场域内游戏规则和占位情况、价值设定、等级区分以及社会权力和社会阶级的同型关系等问题的论述都对我们能有所启发。但布迪厄的理论表现出极明显的法国性 ,造成了它跨文化语境转换的难度。它的有限可比性和可比性中的不可比性是两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悲剧想象和公共生活

“悲剧妥协”、“悲剧重负”和“悲剧记忆”是悲剧与公共生活的三重联系。公共生活远不只是一个戏剧主题,公共生活的戏剧是共和理念的象征。这样的戏剧成为一种既独立思想又共同参与的仪式。上剧场就如同是去教堂,人们上剧场不是因为无聊,需要消遣,而是因为人的精神会疲惫,需要定期的净化振奋。从净化心灵去体验上剧院,真正的戏剧也就包含了一种公民教育的意义。与哈维尔心目中真正戏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与人的真实存在有关的文化,一种与人的自由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文化。

“后”学和价值相对论

后现代价值相对论与两种不同的文化相对论有关 :一是伯阿斯式的自由主义文化相对论 ,二是道德怀疑论的功能主义文化相对论。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相对论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在价值问题上的两种不同倾向 ,也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温和型和激烈型后现代价值相对论。

中国国民启蒙的前景与困境

徐贲，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2015年11月底，他的新著《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出版。徐贲的写作，从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到思考方法和批判精神的养成，都广有涉猎，贯穿着健全的启蒙精神，这是其他启蒙者身上所罕见的。以西方理论探讨中国问题，徐贲的中西结合近乎完美。日前，凤凰网主笔、本刊特约记者张弘采访了徐贲教授。

孤独的写作和“文革记忆”叙述:从行村哲的《孤独的咒语》谈起

我这里要谈到的是一部没有出版,恐怕也不可能出版的作品,而且是一个素不相识者寄给我的作品。据我所知,在民间还有其他这类未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由那些经历过＂文革＂,如今已经年迈的过来人所写下的,是他们立志要在有生之年中必须完成的一件志业。它们代表着＂文革＂记忆中非常珍贵、非常特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只要保存下来,肯定会受到后世的珍惜,也会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

政改需要“好生活”的理念

政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开始受到重视的问题。政治改革的意义当然不全在于遏制和防止权力的腐败、提高执政党的信誉和政府权力的正当性。也不是单纯为了加强或巩固一个政权。政改的意义更在于要为整个国家开创一种“好生活”和“好社会”提供更好的制度保证。政治体制决定“好生活”的实质内容，因此，不改变“好生活”的理念与内容，便不能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改。“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政治改革就曾经对中国人的“好生活”理念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文革”时期的政治曾经有它自己的所谓“好生活”教育，

和谐社会的人际伦理

在现代社会中使用“和谐”的说法,需要作与现代政治、社会有关的释义,方能明确它的现代含义。我们可以用现代民主、宪政、法制、权利、权威等概念来解释“和谐”的现代政治含义,也可以用别类现代概念来解释“和谐”其它方面的现代意义。著名伦理哲学家马各利特(A．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中提出的一系列有用的伦理哲学概念,为我们解释“和谐”的现代社会人际伦理意义提供了一种可能。

应是公民向官员问责

在吏治模式中,官员是政权的招牌和个人化的面孔。官吏的强干、清廉或无能、贪腐,代表着政府的得与失。在这种机制下,吏治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它自己的腐败,一旦腐败的病毒在官僚机制中蔓延,就很难在体制内部得到诊治。

文化是怎样一种教育力量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讲实惠，重功利，不买书（烹调、股票、考试参考书除外），不看戏剧（电视剧除外），不听音乐会，不欣赏舞蹈（公共空地上锻炼身体的“群舞”除外）。一句话，对文化不感兴趣。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前面提到的那些“除外”也都是文化，中国不是没有文化，只是看得见的似乎都是“大众文化”。

美国小学生作文:写自己的看法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的再版序中说，在这本书出版后的12年里，许多小学、中学的学生给他来信，表达他们对书中问题的看法。他说，“我尤其对五六年级学生的观点感兴趣，因为他们正当其时。这个年龄的儿童不仅会饱受早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成年的影响，

自由价值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1856）受到了媒体和一些读者的关注，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毕竟不是一本那么容易读懂的书。因此，学界中人对此书提供了种种解读。

论好生活与公民教育

《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5期，约11000字 人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好生活 在人本的或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中，国家不干涉公民个人想要追求的好生活（只要这种追求不损害到其他公民的利益）。国家对公民心目中不同的好生活想法，对这些不同的好生活是不是真的好，保持中立的立场。这样的国家，它所执行的法律，实行的教育，用以处理价值分歧和冲突的伦理原则，都会奉行或者至少不违背它的基本的中立立场。国家中立的原则是为了保证公民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好生活（“幸福”）。中立的原则不是没有原则，或价值真空，而是因为它信守的是这样一个关于公共好生活的价值理念：公共的好生活状态就是尽量让不同的公民都尽可1皂有自由地去追求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个人好生活，正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的，国家意欲左彳阳控制公民，包括儿童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的做法，都是可恶的，都是对个人选择的不必要的限制。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我一位朋友的孩子在上高中，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向我询问如何准备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写作考试。谈到说理文时，我特别提醒她，一定要顾及不同的观点，写作时要分析对方观点背后的理由，逻辑、说理地一一应对这些理由，方能证明自己观点合理。不顾及不同观点的说理文，得分都在5分制的3分以下。

对人文教育的思考--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洪庆福（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亲爱同学们、老师们，东吴讲堂欢迎大家的到来!在我们顺利完成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之际，我们十分高兴地迎来了徐贲老师作客我们的讲堂。

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

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徐贲“后新时期”和“后现代”是近年来中国某些理论家用来描述和说明１９８９年以后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作为对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形态概括性的自我表述提出来的。它们既是对“历史时期”的命名，又是对“文化...

正义和社会之善

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是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而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本文讨论了三个与“正义”有关的社会方面:法制秩序、社会契约和实在政治群体。

戏剧与公共生活——哈维尔的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

在戏剧已经几乎完全从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消失的今天，重新回顾戏剧与公共生活，就不再是一一件文学专业研究者的事情。戏剧的激情和悲剧的想象越来越离我们远去，人生和公共政治的悲剧想象也就愈发可贵。在那些继续能把人生和公共政治引入悲剧境界的思想家中，雅士伯（Karl Jas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