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理论与腐败:影响腐败的结构性决定因素的再检验

腐败现象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并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像疾病一样流传,有着愈演愈烈的迹象。然而学术界对于腐败现象成因的了解却非常有限。2009年本文作者以及汪迈克(MichaelVaughn)合成多方收集的数据,运用整合式数理结构模型,首次对社会支持理论解释腐败现象的有效性进行了测试。本文应用最新数据,涵括了更多的国家,对于社会支持及腐败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再检验。结果和前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唯一的一个不同点是,不民主的政府对于腐败现象有直接的影响力。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支持力度和对人本发展的投入是导致腐败现象的直接因素;并且缺乏监督制衡的不民主政府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此同时,不民主政府还同社会的不平等一起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民主制度通过促进人本的发展,增强关乎民众福祉的社会支持力度,从而降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而社会以及经济的不平等则通过减少人本发展以及消减社会福利(和支持),间接助长腐败。

法学和犯罪学在美国的不了情

在中国,法学和犯罪学似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在美国,尽管犯罪学和法学在历史上有过眉目传情的时期,犯罪学却始终没有成为法学的一部分,而根植于行为科学,先成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而后独树一帜。本文从美国的法律制度入手,论述为什么犯罪学没有成为法学的一部分,进而讨论美国犯罪学的发展史:从安身立命于社会学,到急速发展,到独立门户的过程。最后本文预测,犯罪学在新世纪里会继续沿着已形成的传统,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自然学科汲取理论养分,但将保持独立,形成一门研究犯罪问题的交叉学科。

答吴宗宪教授“论criminal justice的汉语翻译问题”

吴宗宪教授是中国犯罪学的翻译大家,其译作等身,占据中国犯罪学翻译作品的半壁江山,是我最为欣赏的一位犯罪学学者。我完全同意吴教授的说法,＂如何确立criminal justice一词的汉语译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海外犯罪学家

【编者的话】本期的论文，是用数据证明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及司法实践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中国辩护律师起不到他们西方同行在制约公权力、维护当事人权利的作用。这是陆红和她学生李玉都在她2002年（LuandMiethe，2002）对此问题研究后推出的另一篇文章。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这种从属地位不仅可能导致被告人的个人权利不能充分得到有效保障，而且会使司法机关权力过分膨胀，甚至还会给执业律师自身带来麻烦。

中国犯罪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国犯罪学从20世纪80年代重新起步后,又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犯罪学理应茁壮成长。然而,受制于"三级学科"的框框,犯罪学在新世纪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本文提出犯罪学所面临的五个方面的缺憾,并探讨这些缺憾给犯罪学家带来的困扰和走出困境的可能。

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本期隆重推出白恳教授（Bakken）关于死刑的力作。白恳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言，在犯罪学界是一位凤毛麟角式的人物。他热爱中国，潜心学问，躬耕学术，不屈服于政治，不沉落于流俗。在研究社会学和犯罪学方面有普世情怀的独到见解。他的论文不仅论点犀利、论据完整，而且用词准确，从历史学、比较学的大视角，雄辩地反驳了一系列反对废除死刑的观点。

主持人絮语

本期论文是我主持本专栏以来最切题的话题,讲的是未成年人为何容易越轨和如何防范越轨行为。中国犯罪学于80年代初的重新发轫,始于政府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本刊也是应运而起的早产儿之一。说本刊是早产儿是因为刊物名称使用的概念太笼统,涵盖范围太大,和中国历来对＂名＂的较真有些不符。在汉语中，青年、少年、儿童是不同的概念。和国际接轨，未成年人是一个较新的、与法律联系较密切的概念。在做研究时，不可混淆这些概念。子日，名不正而言不顺。我们做研究的人常常对名词的使用，不如政府来的精确。在读陈曦和钟华这篇论文时，我才发现了自己的一个严重误读。几年前，鞠青告诉我，国家有研究“流动儿童”的项目。我想当然以为是“流浪儿童”，没有意识到国家已经为我们农民兄弟的后代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类别。当时只觉得流浪儿童有，但人数不多，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直到读到这篇文章，我才发现自己可笑的误读。

主持人絮语

本期发表的论文，是关于中关大学生对警察处理家暴的态度的比较。警察处理家暴在犯罪学里是一个极有争议，相对前沿的课题。即便在美国，尽管大多数州已经通过强行处理家暴的法律，动用警察处理家暴的研究结果却没有出现一边倒的学术结论，即我们仍然不能确定警察积极处理家暴事件是否就一定能防范类似事件的重现。在这一最关键的问题上，当前的研究结论都语焉不详。可见科研和法律总是有一定的距离。

主持人絮语

本期的论文，讲的是民主，社会分层、人本发展、和社会支持等变量都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腐败。这里必须承认的是，用民主说事，有偏见的嫌疑。民主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仍然有待讨论。中国国内的俞可平（2006）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的吹鼓手福山（2011）却在中国说，世界要向中国学习。

合法性的测量:急于论断?

杰克逊和布拉德福德(Jackson and Bradford)在一篇讨论测量警察合法性的方法论的重要文章中警告不要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作为警察合法性的可能来源和组成部分的一种判断工具。然而,该文在对孙懿贤(Ivan Sun)等人的文章的观点合理性提出质疑的过程中,无意间关注到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科学家应如何在多元文化中进行研究和理论检验。此外,该文反对以其他方式测量警察合法性的论点也阐明了犯罪学面临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因而引起了对犯罪学中关键假设操作化的质疑。我们认为,杰克逊和布拉德福德对孙懿贤等人的模型的批评以及对中国警察合法性的后续检验都被夸大了。此外,我们认为跨文化的(警察合法性)理论检验应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因为这两者不一定矛盾。我们主张读者成为最终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因为此问题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