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南方转向”下的乡村故事与中国道路——以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为例

随着2023年多个国际会议纷纷选择“全球南方”作为主题,这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却在此之后沉寂许久的概念,再度成为世界范围内备受瞩目的“热词”。本文以参与式行动研究为方法,依托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这一国际传播实践案例,通过梳理与会者的发言、互动及与宏观政治经济背景的关系,解析近年来“全球南方”概念的显现与困境,论述乡土中国何以成为国际传播“南方转向”的关键抓手,总结提炼“南南传播”视野下乡村故事的多重面向。

被争议的与被遮蔽的:重新发现乡村振兴的主体

乡村振兴,谁为主体,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文章认为,在地域和宗族文化认同的规约下,在共产党组织部门的引导下,返乡人群这一被争议的对象可以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也不完全是没有希望的、需要被拯救的对象,他们是乡村的主人,他们身上的正能量和价值感需要被重新发现。因为他们不同于其他亚非拉农村的农民,他们是经历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他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因此,需要将各类主体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使之相互制约,又共同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大业。

平台权力:形塑媒体与社会

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图书《平台权力:形塑媒体与社会》提出,互联网平台拥有三种权力:硬权力、软权力和平台权力。平台权力是科技公司区别于媒体等机构的独有权力,包括制定规则、建立和中断联系、开展大规模自动化行动、信息不对等、跨域操作等五个主要方面。公民、政府、企业以及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机构在被平台赋权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少数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科技公司。

亚文化向后亚文化的研究范式转向——以快手文化为例

快手为短视频提供了传播和消费的平台,并衍生出了由草根创作的"土味视频",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群体对内容的认同和情感的共鸣。本文通过后亚文化研究范式,解读快手文化中青年人的诉求和价值判断。

《马克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外学术界新一波马克思主义热潮。出版于2012年的英文文集《马克思归来》就是这一波马克思主义热潮的传播学重要成果之一。围绕此书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发展脉络和"马克思归来"的学术路径,可以发现,国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对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分析、知识劳工状况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等方面有新突破的同时,也有更加学院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冷战学术思维的影响不仅导致此书无视整个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理论与实践,而且遮蔽了这些理论和实践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对话关系。在人类重新面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严峻选择的历史当口,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发展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和特殊条件。这需要立足中国现实和借鉴国外最新成果,也需要警惕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内部生产西方中心主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才能真正成为一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国际主义事业。

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

乡村不仅是中国的主体元素和社会根基,也曾经诞生过对世界最具吸引力的故事,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韩丁的《翻身》就是典型案例。然而,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不但有很强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而且既存的乡村中国故事也带有较多的负面色彩。本文认为,从城乡关系和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出发,乡村中国故事具有六个值得讲述的面向:它是一个探索性的故事、一个理想性的故事、一个脱贫与致富的故事、一个追求幸福感的故事、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故事、一个生态修复的故事。要讲好乡村中国的故事,需要从阶层分析出发寻找针对性,讲述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