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民主的倒退:公民社会与政治体制的矛盾角色

自2005年底以来,泰国一直深陷政治危机之中,到目前已经历了2006年9月和2014年5月两次政变。这两次政变深刻暴露出了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在政坛中的矛盾作用,其中尤以宪法与宪法法院最为突出。尽管人们普遍希望公民社会和宪制架构(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能够实现与选举授予权、问责制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民主目标,但是人们在泰国所目睹的一切却与此有着天壤之别。公民社会和宪政的参与者一直为党派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所驱使。作为2006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的导火索,公民社会的各种势力强力动员起来,涌上曼谷街头,试图推翻民选政府。在此过程中,他们为军方实施干预提供了政治空间和合法性。宪法法院和宪法也在反民主活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起草《2007年宪法》就是明摆着要削弱政党的势力,恢复机构割裂的格局,其终极目的是不让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及其阵营重返政坛。宪法法院所宣布的许多判决也同样反映出政治利益,而非客观地依法办事。因此,泰国的民主政体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人们原本指望一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制度可以巩固民主,但是事实表明,就连他们自己亦对其与民主的关系深感困惑。

政党为什么合并?——以加拿大保守党为例

政党合并很少发生在巩固的民主国家。彼得·迈尔(Peter Mair)在1945年和1987年之间的西欧政党体制综述中,仅讨论了18个政党合并的案例,并且其中有近一半的案例发生在意大利和芬兰这两个国家(Mair,1990:131-142)。这也说明了具体的政党合并案例在研究方面为何理论较少的原因。在议会制度中,相对常见的情况是选前或选后政党联盟经常伴随着政府的垮台而崩溃(Muller,2000)。

在全球化环境下重新定义和测量权力

在西方学术界,伯特兰·罗素、马克思·韦伯和罗伯特·达尔的理论,代表了权力定义方面三个主要的思想流派。西方学术界对权力的研究,正在逐步从"此在的权力"视角向"作为结果的权力"视角转变。在权力测量方面,"此在的权力"视角对应的是对权力发生作用的起点进行存量的、静态的研究;"作为结果的权力"视角对应的是对权力发生作用的过程和终点进行矢量的、动态的研究。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的观点,强调外部环境对权力发展变化的影响,重新定义全球化环境下的权力,并提出新的测量方法。

全球化、去全球化和再全球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调适策略

本文阐述了自由主义基本思想以及全球化面临的现实挑战,考察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调适历程及其地缘政治挑战,提出了以内部改革推动再全球化的解决之道。作者认为,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加快了全球化进程。但是,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及其引起的经济不平等扩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抬头、国际机构衰落等后果引发了去全球化逆流,进而危及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存续。要化解这一重大挑战,西方国家必须切实增进自由贸易,促进民主和自由,加强国际机构的作用,立足公平的收入分配,重塑福利国家模式;同时要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合作建立包容开放的国际秩序,共同解决全球集体行动的难题。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

前言本文旨在估价自由民主社会中社会科学在制订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据此,这个问题也可以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去探讨,即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关于这个课题,现有的论著大体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的:1)规范的阐述。这种阐述意在说明权力和来自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之间的联系;2)可称为社会学方法的阐述,注意的是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和专业方面,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如何推销他们的专业知识,获取他们的地位;3)从政府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在一段时间里的职能和需要。

国外学者关于欧洲民粹主义若干问题的研究进展

随着欧洲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欧洲民粹主义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视角多维、目的多元、方法多样。本文围绕国外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欧洲民粹主义泛起的三重逻辑、后真相时代的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策略、欧洲民粹主义与民主的防御,尝试分析欧洲民粹主义诱致民主困境的逻辑。总的来看,欧洲民粹主义本身或许包含有利于民主的倾向,但亦有诸多反民主的因素。由民主蜕化为民粹,是西方竞争型政党政治土壤中民主本身实用性与救赎性内在张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