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会影响中欧贸易吗？

欧盟始终对于强化与中国的双边贸易犹豫不决,而英国却是坚定的支持者。2016年的英国公投"脱欧",被许多人乐观地视为英国可能会直接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推动中欧之间的贸易合作。然而,本文研究指出,即便中英双方都有意愿推动自由贸易协定,但具体达成这一协议仍然面临重重困难。第一,从现实性角度来看,英国脱欧后的当务之急是重塑与欧盟的贸易伙伴关系以及重启世贸组织谈判,在此之前很难与任何第三方国家进行谈判。第二,中英贸易协定不可能为中国企业提供利用英国平台进入欧洲的机会,甚至许多企业会从英国撤资并转向其他欧盟国家;第三,从利益角度,中英贸易的互补性强于中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贸易,这就意味着失去英国的欧盟与中国将形成更强的竞争关系,这对未来的中欧贸易谈判是不利的。此外,中英自贸协定可能会对欧盟国家的汽车行业等造成负面影响,这会使得欧盟对中英谈判施加更多的压力,毕竟对英国而言,欧盟较之中国更为重要。因此,英国"脱欧"带给中国对外贸易的好处可能非常有限,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推动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的贸易谈判重心仍然应该着眼于欧盟,而不是偏向英国。

欧洲能否从中国“一带一路”中获利?

＂一带一路＂改善区域及国际联系的关键支撑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带来的贸易便利。该计划包括两大主要项目,分别聚焦于陆路联系和海路联系。具体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六大经济走廊,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然而,许多人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潜在目的提出质疑,一项猜测认为中国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是其推动该计划的主要动机。

21世纪需要更好的G20和全新的G7+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20国集团（G20）迅速转变为“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在危机初期阶段，G20论坛确实有效地遏制了危机；然而，随着危机的缓解，G20貌似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各国政府首脑和决策者不再重视国际一致行动的必要性，而是重新把精力聚集于其国内事宜，

中国不应再使用老方法刺激经济，应推动去杠杆化进程

随着2015年6月上证指数的崩溃，中国市场的问题开始显现，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当局的强力干预。中国政府大约已经投入2000亿美元以支撑股票价格，但这还不够。自中国人民银行在8月11日让人民币贬值近2％之后，中国政府又陷入了维护人民币稳定的困境。通过外汇干预保持人民币稳定的成本估计为2000亿美元。

五年后回头看G20金融改革议程

G20集团对金融监管领域的授权由2008年11月中旬召开的华盛顿峰会拉开序幕，并在接下来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和同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之后，金融改革议程经历了大肆宣传、失望和犬儒主义的周期。这一改革启动五年之后，今天再来看G20金融改革的成就和挑战，局面自然有好有坏。首先，尽管个别领导人偶尔有鼓舞人心的讲话，但改革议程仍没有总览全局的一致认识。其次，对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和推力也没有形成贯穿各领域的共识。

宏观审慎监管：从理论到政策

在金融危机发生的2007--2009年间，主流看法认为央行仅仅需要监管微观金融个体使之控制风险就已经足够。但是，如果把金融作为一个行业来看，整体上的金融行业则表现地板为不同。举例来说，一旦面临流动性危机，

银行联盟被忽视的一面：重塑欧洲的金融体系

欧元区银行和资本市场仍然高度国家化,提高效率是可行的。通过建立银行联盟,欧元区银行体系将会被重组。建立欧洲银行联盟的目的是解决批发银行市场高度一体化与欧洲金融体系缺少稳定性之间的反差的问题。银行联盟的建立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类问题涉及银行本身,目前最紧迫的事情是即将到来的资产质量评估计划(AOR);第二类问题是欧洲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银行之外的金融活动,不能忽视任何继续阻碍欧洲资本市场整合的因素。欧洲特别是欧元区将会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中获益。伴随着银行联盟的建立,欧洲金融体系将在未来几年进行重塑。

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影响日本经济复苏

2014年，日本消费税实际征收额完成上调，似乎意味着2015年经济复苏即将到来。然而，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又给日本经济的复苏带来沉重的打击。已经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将迎来新一轮的疲软。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日本证券市场的萎靡，2015年的指数甚至比2014年增税后还低。

关于欧元区的大胆想法

经济史学家提出了几种关于欧元区改革的设想，一种是在不同国家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一种是货币联盟脱离财政、银行或政治联盟而存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问题应该吸取的教训

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Blanchard）刚刚提出应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希腊问题的政策选择。他的观点清晰，值得认真研读。希腊6月30日未能履行对IMF的还款义务，这充分说明了希腊金融援助计划的失败。这是IMF历史上最大的违约事件，另外希腊对IMF还有240亿的债务。但这与整个欧元区的1900亿欧元的债务相比，规模并不大。

如何将中国融入金融监管框架？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概述 世界性金融框架的建立始于1920年代后期。典型的有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随后又出现了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以及G6（现在的G7）。20世纪80到90年代，尤其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金融框架建立起来。这场金融危机使得G20应运而生，当时（1999年）的G20由各国金融部长、央行行长以及金融稳定论坛（FSF）组成。

金融危机时救市政策的多种选择

近几年发生的几次严重金融危机加剧了学界对政府治理危机之手段、成本及效果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系统分析各类政治因素对于政府应对金融危机之成本与效果的影响，尤其是不同政体与党派制度对于危机治理时政府耗费财政成本的影响。

构建欧洲银行联盟的现实选择

欧洲领导人在正式宣布在整个欧洲地区实施统一的核心银行政策（或者成立银行联盟）之后，着手采取一些激进措施。随着这些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欧洲银行联盟的组建也开始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根据2012年12月欧洲领导人所承诺的日程安排，欧洲银行联盟组建过程中所有项目的进展都落后于原定计划。更糟糕的是，人们日益对欧元区领导人所做出的“突破银行和主权之间的恶性循环链条已刻不容缓”的宣言产生怀疑。

外汇储备不是约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关键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以节约国家积攒多年、来之不易的外汇储备。然而，现实情况是，2016年1季度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活动的规模有了空前的扩张。例如，2016年中化集团就斥资超过4304L美元收购瑞士农业科技公司先正达。

货币国际化与经济杠杆化：中国案例

中国的金融改革在经历金融危机暂时的停滞之后，于2012年重新加速，表现为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0．5％到±l％）扩大和利率调节的进一步市场化。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金融体系改革备受关注，通常被称为“金融或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G20结构改革议程需要讨论收入差距和金融系统脆弱性

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稳定全球经济而言一直非常重要，但如今，宏观经济政策已不足以应对当前经济环境的脆弱性和低增长，尤其是已不能应对持续疲软的需求，更不要提驱动新的增长了。与8年前全球危机爆发时相比，这些政策所能使用的弹药已经少得可怜。许多大国的货币政策已接近零利率下限，利率已低得不能再低。而财政政策与危机前相比，空间也已非常有限。

中国继续关注增长而非改革

考虑到2008—2009年大规模财政刺激的痛苦经历，全国人大需要对任何刺激措施的声明和实施保持谨慎。对于这些额外的刺激措施，社会最担忧的是它们只会“养肥”国有企业的过剩产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全国人大声明中看到一个强有力的、表示刺激计划将排除“僵尸企业”的警告。

美联储加息对东盟五国负债企业影响重大

低利率和消费增长在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借贷市场当中激起了一股贷款的狂欢。在这一杠杆率增长的狂欢中，东盟国家的政府和个人普遍显得相对谨慎，但企业却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东盟国家的公司债已相当于东盟GDP的80％，因此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

欧元区路在何方？

欧元区现在成了焦点。出于对希腊违约、欧盟救助甚至取消欧元等种种猜测，海外投资者规避欧元，使1欧元从2009年12月初兑1．5美元下跌至最近的1．35美元。长期持续的欧洲怀疑论者似已被证明是对的。同时，希腊选择严厉的预算整合，在非常恐慌的情绪中，市场猜测哪个欧洲国家会是下一个希腊。

中德顺差出路各异

不久前，美国宣布将推迟发布财政部向美国会提交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美国财政部可能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很多人认为，此举乃是期望华盛顿和北京的汇率争端不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