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城市化与人口空间分布——基于北京、东京和多伦多的比较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人口空间结构问题凸显。本文在京津冀城市群的视角下验证了区域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之间的相关性及人口重心转移的滞后性,并运用洛伦茨曲线对北京市人口空间均衡度和集中度进行测量,探讨了其全局和局部的人口空间关联模式,即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性加剧,流动人口强聚集圈层、弱聚集圈层、中间过渡圈层的分布特征明显。最后,结合东京都市圈和多伦多大都市区人口空间模式的历史演变,提出不同发展阶段下城市人口空间结构由线性到非线性、由"倒U型"向"M型"双峰曲线转变的特点,明确了30公里圈对大城市人口分布的重要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的北京流动人口发展趋势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7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意见》。8月23日,新华社刊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专访,全面解读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出京津冀合作总体思路和战略路径,是以中央规划纲要为依据，以三地的共存共兴共荣为动力；北京为主，天津为辅，京津互动，河北为腹地；以构建京畿大首都圈为要，环首都近圈合作为先；逐渐推至京津冀全域，最终实现区域高水平、一体化、可持续发展。

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的社会支持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分析

随着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的攀升,家庭照护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且迫切需要社会支持。以北京市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护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大型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发现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呈现偏女性化、压力多元化、责任分工差序化、照护内容互补化的特征,面临价值冲突、身份融合、家庭决策、资源贫困和家庭政策之困境,以北京市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了以"家庭友好型政策支持""信息和组织平台构建支持""整合照护服务支持"和"法律支持"为框架的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体系。

低生育背景下北京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研究

北京市步入超低生育水平社会至今已近30年。虽然生育政策几经调整,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但依然处于超低生育水平,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低迷,存在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亟需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当前,北京的生育支持受制于政策、经济与公共资源等多方面因素,应从时间,结构和角度三个维度,通过减税降费形式构建生育友好型组织,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设立15天以上的男性灵活育儿假期,平衡不同等级妇幼医疗资源配置,制定健全的托育服务体系政策,促进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进行多维度、多角度、长时期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轨迹与动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学学科发展轨迹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研究热词由"计划生育""农村人口""劳动力"逐步向"流动人口""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等多维纵深转移,学科发育由注重学科理论基础建设到学科政策功能彰显、学科独创性强化、学科细化与分化速度加快以及学科交叉与综合日益复杂的转变,显示出中国人口学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二,我国人口理论与方法研究热度不高,生育研究是"绝对焦点",迁移研究"后来居上",人口结构、亚人口、人口与经济、婚姻与家庭等人口学其他分支陆续发展;第三,现实需求、理论反思、学科交融、数据积累和政策导向形成了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发展动力。鉴于国内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创新力度不够、对繁杂人口现象规律性解释的深度不足、与国际人口学研究对话不充分等客观事实,我国人口学未来应进一步立足理论原创与方法创新,着力夯实人口学基础,坚守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坚持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持续增强学科话语解释力和话语权。

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演进及其21世纪发展趋势

近几年,城市研究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更加推动了城市研究的繁荣。然而,尽管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但多集中在实际问题的技术分析,对基本理论问题关注较少,比如,何谓城市性、如何理解城市空间以及什么是城市发展规律等。这就会造成:缺乏对基本理论认识的前提下所开出解决城市问题的政策"良药"往往很难奏效,有时甚至起到负作用,比如治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以及财富获得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等。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对城市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与比较,为经验与应用研究提供参考指导。由于学科背景不同,聚焦的是最早提出城市研究并且影响深远的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芝加哥学派人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同时,还展望了21世纪的城市研究新趋势,尤其是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推动下,城市研究走向更加开放多元,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城市理论,如弗里德曼"地球是平的"、萨森"全球城市"、佛罗里达"创意阶层"以及克拉克"场景理论"等,从而也揭开了城市研究的新时代(后工业时代)。

澳门城市竞争力提高的人口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构建了澳门城市竞争力指数。研究表明:澳门回归后,尤其是2003年以来澳门城市竞争力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澳门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文化素质是推动澳门城市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因素;澳门的极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人口文化素质同产业结构的契合度问题是影响未来澳门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风险因素。着眼于竞争力的提升,澳门应有相应的人口政策应对。

党建引领社区微更新的政党逻辑与实践探索——以北京市方庄街道社区花园建设和运营为例

渐进式的社区微更新承载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重意义。北京市方庄街道社区花园,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居民自治+专业支持”的社区微更新空间治理机制,探索构建出以“组织逻辑+运行逻辑+意识形态逻辑”为闭环的社区微更新治理场景下的政党逻辑,为在社区微更新中实现党的领导提供了理论范式和实践参考。党建引领社区微更新的政党逻辑建构回应了当前社区微更新中党的领导不充分、公众参与表面化、空间治理不可持续的问题,有利于在社区微更新中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城市更新、高效能基层治理和高品质生活建设三者的统一。

蜂鸣的逻辑:场景视角下的青年消费空间生产——以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为例

本文以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为例,着眼“蜂鸣”的逻辑,讨论了青年消费空间的生产机制。从场景理论视角看,青年消费空间的生产过程乃是“青年蜂鸣”生成与作用的过程,只有揭示“青年蜂鸣”的结构,阐释“青年蜂鸣”的内生机制,剖析“青年蜂鸣”的复杂影响及由此产生的策略行动,才能对青年消费空间的生产做出解释。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三里屯太古里的“青年蜂鸣”在结构上由时尚感、审美感、参与感、丰盛感、活力感五个维度构成。从场景内部看,太古里通过唤问、营造、治理三种机制实现着“青年蜂鸣”的生产与再生产,为青年消费空间的生产提供了内在动力;从场景与其他社会系统的互动看,“青年蜂鸣”不断激发着场景行动者的互惠性行动与弥合性行动,从而确保青年消费空间的生产能够在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实现。

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及其理论启示

“总体性”(tot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本文聚焦四位理论家所呈现的总体性范畴,尝试勾勒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列斐伏尔以“人”的总体性为起点,将日常生活作为总体性场域,以日常生活批判勾勒出社会总体性。梅洛-庞蒂借助处境、共在等范畴批判和超越涂尔干主义,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理解社会事实总体性的可能。戈德曼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与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立场结合起来,展现了“发生结构主义”的总体性视野,揭示了作品意义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的同构性。普兰查斯在对社会阶级的研究中将结构总体性与社会实践总体性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辩证总体性。本文围绕总体性与学科性的融通,总体与差异、总体与个体、总体与过程的辩证统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理解,进一步讨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笔谈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的呼声日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关注。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地位?如何判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同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以及其他社会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各种当代社会学新思潮?对待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甚至在某些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名义发表的文献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然而,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前提。

城市舒适性体验与青年幸福感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城市舒适性体验视角来分析青年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根据青年需求和因子分析结果,青年的城市舒适性体验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公共服务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和社会环境类城市舒适性体验。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舒适性体验显著促进青年幸福感;其中,随着青年受教育程度的增加,相较于公共服务类舒适性体验,社会环境类舒适性体验对青年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显著增强。本研究不但为把握和理解青年幸福感提供了新视角,衡量生活品质的指标由数量指标转向体验性指标,而且还为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参考。

消费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路径探索——以成都为例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一种新的大城市战略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城市已开展大量实践,但学术界对其建设路径探讨相对薄弱。“消费场景”作为一种新概念被运用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实践当中,旨在通过消费场景打造,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消费场景是城市美学价值的体现与生活方式的表达,也是城市公共生活的“孵化器”。成都在国内率先将消费场景运用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之中并取得良好效果,通过打造时尚潮购、特色街区、体育脉动、熊猫野趣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不同场景进行糅合,构建城市大场景,把城市宜居舒适性品质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体验,从而增强城市发展优势,提高城市整体竞争力。文章基于成都实践认为以消费场景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场景作为城市发展内生动力的一种新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试论中国人口学的本土特色——基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视角

如何认识学科的本土特质,并把握其发展过程中的本土逻辑,是建设中国特色人口学的基础性问题。着眼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维度,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科重要文献的综合考察,将中国人口学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本土特色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提炼总结,可以发现:中国人口学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特色人口理论为核心,以人口方法和人口应用为“两翼”的学科体系;开创了基于本土“文化—制度”情景、推进人口现代化发展实践的学术体系;构建了强调“家国一体”、突出情感共鸣的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智能化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北京推动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涌现出了双井、方庄、西交民巷等基层治理探索的成功经验。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以党建为引领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推进大数据规范化建设实现数据互联共享,拓宽电子公共服务功能建立一站式互联网+市民服务平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等优化建议。

社会政策问题的情境主义框架:政治性、情境互动与元治理

情境性是政策科学三大基本属性之一,它关注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对决策模式的影响。情境主义框架的政治性特征影响着政策主体对政策问题的判断与界定,并决定着问题本身成为政策议程并加以讨论的根本可能性;情境行动理论重点关注政策议程设置及政策演进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情境互动理论涉及政策执行层面的多元主体互动关系,以及主体之间在资源、信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情境治理则强调政府部门在政策工具选择以及解决政策问题过程中的基本能力。将情境主义分析框架应用于基层治理等关键领域,可以识别政策过程的根本政治属性,判断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优化政策工具应用模式的具体方式。

转型社区的治理难题与实践探索——以北京大兴区“村改居”Y社区为例

转型社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也是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类型,它是由于大都市向外快速扩张、大量动拆迁与村落合并而造成的一种新人口聚集现象。本文通过对北京大兴一个"村改居"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这种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多集中在城郊结合部,经济结构比较混杂,社会交往呈现出本地人与外地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二元圈子,而且居民生活方式仍然保留着农村作息特征。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型社区还遇到一些治理问题,如新旧管理体制的协调、社会组织的缺失以及居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对此,Y社区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设置社区双轨制治理体系、实施社区组织再造工程以及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控外来人口等。这些实践探索对当前此类社区建设与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性宗教、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论现代社会道德重建的方案

涂尔干的思想体系是对19世纪后期西欧资本主义全面扩张、政治权威衰落与道德失范的学理回应。涂尔干认为,在深度分工与个人主义理念盛行的既定条件下,要化解社会总体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问题,必须以"道德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构建职业团体与公民国家为基本要素的新道德结构,以形成新型社会形态的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科学配置;由此才能避免滑向功利个人主义或强制社会主义的极端境地。

中国女性遭受亲密伴侣躯体暴力的实证研究

2000、2006、2010、2015年四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数据为中国女性遭受的亲密伴侣暴力的现状和趋势提供了历时性的实证依据。根据上述数据研究发现,20%左右的中国女性表示曾遭受过来自丈夫、男友等亲密伴侣施加的暴力,且十年间没有显著变化;有9. 4%的女性经受过比较严重的暴力,对其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年龄在30～49岁之间的青年女性和未婚同居的女性更可能遭受来自伴侣的暴力;而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影响是需要质疑的,其构成指标如教育、收入、职业地位对于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社会规划:标识特征、理论知识与动力机制

社会规划作为政策科学标识性概念,蕴含着规划推进主体自身的价值观和行动属性,决定着政策资源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高效分配。从概念标识的角度理解社会规划的定义、属性和类型,可以发现它具备行动性、未来导向、动态性等特质,社会规划同时也是政策参与主体有意识互动的过程。社会规划在规范体系、适应性问题、实践属性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提升规划过程操作性的基础上,需要从多个维度强化社会规划更新的动力机制,实现社会规划常态化的有机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