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生物型人工肝在肝衰竭中的临床应用及进展

人工肝是肝衰竭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临床上应用的非生物型人工肝类型多样,其原理各不相同,适应证也各有差别,同时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也千差万别,因此应根据患者病情特点,结合每一种人工肝的原理特点以及实际情况,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介绍了目前临床常用的非生物型人工肝,并对其疗效进行重点讨论;探讨了如何根据肝衰竭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选用恰当的人工肝治疗模式,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参考。

《2021年美国肝病学会实践指导:肝硬化患者营养不良、衰弱和肌肉减少症》摘译

这是美国肝病学会(AASLD)首部关于肝硬化患者营养不良、衰弱和肌肉减少症管理的指导性文件,主要为临床医生在管理肝硬化患者营养不良、衰弱和肌肉减少症时提供实用的指导建议。本部实践指导是由专家小组在正式审查和分析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而制定的,并提出了指导性声明意见。AASLD实践指南委员会在本部实践指导制定的所有阶段予以监督。在此,将本部实践指导性声明摘译如下。

血浆紧缺情况下非生物型人工肝治疗新模式的探讨

随着肝衰竭患者的不断增加,人工肝技术的应用迎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尽管人工肝在肝衰竭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以血浆置换为代表的国内常用的非生物型人工肝技术面临着严峻的血浆来源受限问题。以血浆置换为中心,从多个角度对非生物型人工肝在治疗中如何应对血浆紧缺情况进行重点探讨,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参考。

肝爽颗粒对新型组织工程肝脏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大鼠模型脂代谢的影响

目的探讨肝爽颗粒(GSG)干预对新型组织工程肝脏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模型脂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将Sprague Dawley大鼠肝脏去细胞化制为肝脏胶原支架,用人Hep G2细胞对支架再细胞化,从而获得组织工程(TE)肝(正常对照组),用含游离脂肪酸(FFA)的高脂培养基灌注TE肝建立NAFLD模型(FFA组),该模型进一步用GSG浸膏处理后为FFA+GSG组。比较各组肝脏TG含量及丙酮酸脱氢酶激酶4(PDK4) mRNA水平;比较FFA组和FFA+GSG组脂代谢相关酶mRNA表达情况,并行油红O染色评估肝脏病理学。计量资料组间差异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 FFA组TG含量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t=4. 842,P=0. 004 7),FFA组PDK4 mRNA水平较正常组显著升高(t=2. 784,P=0. 031 8);FFA+GSG组较FFA组细胞内TG水平显著下降(t=0. 055,P=0. 003 7),PDK4表达显著降低(t=3. 761,P=0. 009 4);脂肪酸转位酶、脂肪酸结合蛋白1、ATP柠檬酸裂解酶、乙酰辅酶A羧化酶、脂肪酸合成酶、脂肪酸去饱和酶2、1-酰基甘油-3-磷酸O-酰基转移酶5及载脂蛋白B mRNA表达水平显著降低(t值分别为6. 552、4. 944、2. 689、4. 524、6. 040、3. 758、4. 443、3. 032,P值分别为0. 007 2、0. 001 1、0. 027 6、0. 020 2、0. 009 1、0. 005 6、0. 047 1和0. 016 3);油红O染色显示肝细胞内脂滴显著减少,肝细胞脂肪变性程度明显减轻。结论 GSG可减少FFA摄取、降低脂肪酸从头合成,减少NAFLD模型肝脏胞内TG的生成和沉积,改善脂代谢紊乱。

终末期肝病患者肠屏障功能的变化及营养干预研究进展

肠道除具有消化、吸收、分泌功能外,还起到重要的屏障功能。终末期肝病患者大多出现肠屏障功能受损,导致细菌移位和内毒素血症,后者又进一步加重肝脏损伤。营养不良亦是终末期肝病患者的常见合并症,机体营养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肝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通过营养干预来维护肠屏障的功能,对终末期肝病的治疗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就近年来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作一综述。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目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发病率逐年增加,并可能发展成为终末期肝病。目前,仍缺乏针对该病的治疗药物,建立动物模型研究很有必要。尽管已有多种不同种类的疾病模型,但仍没有一种能真正反映人类整个疾病谱的代表性的NAFLD模型。本文对目前应用的NAFLD模型进行了综述,重点介绍动物模型、2D细胞模型和3D肝脏模型及其优缺点。

普通型及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病毒复制情况与肝脏损伤关系

目的分析普通型及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infectious disease 2019,COVID-19)患者病毒复制情况与肝脏损伤关系。方法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收治的19例普通型及重型COVID-19患者,回顾性分析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及肝脏酶学指标变化的关系。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核酸检测采用RT-PCR定性检测,肝脏酶学指标包括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及总胆红素(TBil)等指标。数据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检验。结果共纳入19例确诊患者,其中普通型患者13例,重型患者9例。19例患者中12例患者(63.2%)出现ALT升高,10例患者(52.6%)出现AST升高,2例患者(10.5%)出现TBil升高,以上指标以一过性升高为主,出院时可降至正常。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在核酸阳性期间与核酸转阴后ALT、AST及TBil升高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部分普通型及重型COVID-19患者会出现ALT、AST,TBil等肝脏生化指标水平的异常升高,但以一过性升高为主,SARS-CoV-2病毒复制与COVID-19患者的肝脏损伤未见明显直接关系。

维生素D缺乏对乙型肝炎患者的影响

目的探讨维生素D缺乏对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细胞癌患者临床各指标的影响。方法选择慢性乙型肝炎14例,肝硬化44例,肝细胞癌33例和13名健康对照者,采用同位素稀释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血清中维生素D水平,同时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肝功能、病毒学指标等。结果维生素D缺乏(<20 ng/mL)的发生率在肝癌(96.97%)和肝硬化(93.18%)患者中较高,健康人群为76.92%,乙型肝炎患者为77.83%。健康人群维生素D水平为(16.38±5.53)ng/mL,慢乙肝组为(15.06±4.91)ng/mL,肝硬化组为(11.85±2.66)ng/mL,肝癌组为(10.59±3.06)ng/mL。4组患者不同季节的血清维生素D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健康人群血清维生素D与慢性乙型肝炎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肝硬化组患者血清维生素D与肝癌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肝硬化组及肝癌组维生素D与健康人群、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组之间维生素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考虑维生素D水平的降低与乙型肝炎的临床进展相关。维生素D水平与淋巴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PTA、白蛋白、前白蛋白、胆碱脂酶、T淋巴细胞亚群(CD3+、CD3+CD8+、CD45+)等参数相关,提示维生素D与肝脏合成功能及免疫功能有一定联系。结论大多数乙型肝炎患者存在维生素D缺乏。维生素D可能参与乙型肝炎免疫功能的调节,这可能为乙型肝炎发病机制的研究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发生HBeAg血清学转换的预测标志物

核苷(酸)类似物(NAs)是HBV复制的有效抑制剂,是目前大多数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抗病毒治疗的首选治疗方案。HBeAg血清学转换是评价HBeAg阳性CHB患者抗病毒治疗的持久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寻找能够预测NAs治疗CHB患者后发生HBeAg阴转/血清学转换的生物标志物,对于抗病毒治疗药物的选择、方案的调整、实现个体化治疗至关重要。综述了HBV DNA、HBV RNA、抗-HBc、HBcrAg等标志物对于预测NAs治疗CHB患者HBeAg转阴/血清学转换的价值。

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与临床指标的关系

目的观察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患者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L3-SMI)及其与临床指标的关系。方法2015年1月~2019年6月我院收治的126例住院期间完善了腹部CT或MRI检查的ACLF患者,计算L3-SMI,比较不同L3-SMI水平患者的临床特点。结果入组患者男性113例,女性13例;男性患者L3-SMI为(40.3±7.4)cm^2/m^2,显著大于女性患者[(33.9±4.5)cm^2/m^2,P<0.05];在男性患者中,有肝硬化基础者L3-SMI为(38.1±5.9)cm^2/m^2,显著低于无肝硬化基础者[(42.0±7.9)cm^2/m^2,P<0.05];酒精性肝病患者L3-SMI为(34.8±6.8)cm^2/m^2,显著低于非酒精性肝病患者[(41.5±7.0)cm^2/m^2,P<0.05];90 d生存组患者L3-SMI为(40.7±7.7)cm^2/m^2,与90 d死亡患者[(38.8±6.3)cm^2/m^2,P>0.05]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男性患者分为低L3-SMI组(≤40 cm^2/m^2)61例和高L3-SMI组(>40 cm^2/m^2)52例,结果低L3-SMI组和高L3-SMI组患者肝性脑病发生率分别为19.7%和13.5%(P>0.05),低L3-SMI组90 d生存率为68.9%,与高L3-SMI组的76.9%(P>0.05)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L3-SMI组患者体质指数为(24.5±3.9)kg/m^2,显著高于低L3-SMI组[(20.5±2.9)cm^2/m^2,P<0.05];高L3-SMI组患者血红蛋白为(126.4±23.2)g/L,显著高于低L3-SMI组[(114.7±21.3)g/L,P<0.05];高L3-SMI组患者血钠为(136.6±4.1)g/L,显著高于低L3-SMI组[(133.5±4.5)g/L,P<0.05];低L3-SMI组和高L3-SMI组患者血清总胆红素分别为[(437.1±198.3)μmol/L和(317.4±173.0)μmol/L,P<0.05],差异显著。结论女性患者、低体质量患者、肝硬化患者、酒精性肝病患者L3-SMI水平更低,ACLF患者L3-SMI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与疾病转归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对HBV感染孕妇妊娠不良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对HBV感染孕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3月—2021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收治的232例慢性HBV感染孕妇。按照孕期是否存在ICP,分为单纯HBV感染组(n=100)和HBV+ICP组(n=132);根据ICP严重程度将HBV+ICP组进一步分为HBV+轻度ICP组(n=86)和HBV+重度ICP组(n=46)。比较各组妊娠期母体并发症发生率情况,如早产、胎膜早破、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出血(PPH)发生率情况;以及分别比较各组胎儿/新生儿不良结局情况,如胎死宫内、新生儿窒息、羊水Ⅲ度污染(AFⅢ)、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小于胎龄儿(SGA)、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肺炎以及HBV母婴传播(MTCT)发生情况。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连续校正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结果HBV+ICP组孕妇在孕晚期母体并发症方面,早产、PPH发生率较单纯HBV感染组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4.169、5.448,P值分别为0.041、0.020);HBV+ICP组孕妇所分娩新生儿在不良妊娠结局方面,新生儿窒息、AFⅢ及SGA发生率较单纯HBV感染组均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5.448、16.567、11.053,P值分别为0.020、<0.001、0.002)。HBV+重度ICP组孕妇所分娩新生儿在不良妊娠结局方面,AFⅢ及SGA发生率较HBV+轻度ICP组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4.200、4.511,P值分别为0.040、0.034)。结论HBV感染合并ICP孕妇母体及新生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相较于单纯HBV感染明显升高,且ICP程度越重,新生儿分娩不良结局发生率越高,但ICP对HBV-MTCT未见影响。

性别差异对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影响

目的自身免疫性肝炎(AIH)主要发生在女性,目前对男性AIH患者的研究甚少,本研究比较不同性别AIH之间的临床差异。方法收集2009年10月—2019年10月在北京佑安医院住院并确诊为AIH的患者398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分为男(n=48)、女(n=350)两组,对一般情况、临床特点及预后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终点为死亡或肝移植治疗。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结果年龄方面,51-60岁是两组的发病高峰,但是男性在21-30岁时段确诊率明显高于女性(8/48 vs 24/334,χ^(2)=4.915,P=0.027),而在41-50岁时段则低于女性(7/48 vs 97/334,χ^(2)=4.428,P=0.035)。AIH分类方面,男性特发性AIH占比更高(31/48 vs 170/350,χ^(2)=4.329,P=0.037),但男性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尤其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比例低于女性(0/48 vs 39/348,P=0.008)。实验室检查方面,男性ANA≥1∶100(42/48 vs 325/340,χ^(2)=5.375,P=0.020)和SSA/SSB(2/48 vs 76/340,χ^(2)=7.566,P=0.006)阳性率显著低于女性患者;男性ANA≥1∶1000的比率显著低于女性(P<0.0001)。预后方面,男性出现死亡或接受肝移植的年龄要远小于女性[(31.5±15.9)岁vs(53.9±12.6)岁,t=3.798,P=0.001],男性失代偿期肝硬化及肝细胞癌发生更多见(P值均<0.05)。与生存期下降有关的高危因素,男性:糖尿病、肝硬化以及血Alb<31.4 g/L,女性:肝衰竭、肝硬化、ANA≥1∶1000、DBil>42μmol/L、淋巴细胞计数<1.2×10^(9)/L以及补体C3<0.588 g/L(P值均<0.05)。结论性别差异对AIH患者临床表现和预后有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男性患者更年轻、预后更差。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

为了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威胁”的目标,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和肝病学分会于2019年组织国内有关专家,以国内外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基础、临床、预防研究进展为依据,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更新形成了《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为慢性乙型肝炎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肝爽颗粒浸膏减轻对乙酰氨基酚所致肝细胞损伤的作用机制

目的研究肝爽颗粒浸膏减轻对乙酰氨基酚(N-乙酰基-对氨基苯酚,APAP)诱导的肝细胞毒性的能力,以及可能涉及的机制。方法设立5组细胞培养组,分别为正常对照组、APAP损伤组、3组不同肝爽颗粒浸膏浓度的损伤保护组。使用20 mmol/L APAP加入细胞培养液孵育24 h构建造体外药物肝损伤模型,损伤保护组提前加用不同浓度肝爽颗粒浸膏(0.2μg/ml、1μg/ml、5μg/ml)8 h孵育后加入APAP损伤24 h。检测不同组别的肝细胞损伤标志物(ALT、AST、LDH)、线粒体损伤标志物(线粒体膜电位、GDH)、抗氧化及氧化应激标志物(GSH、SOD、MDA、ROS)等。进一步针对实验结果进行机制探讨。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结果肝爽颗粒浸膏可以减轻APAP引起的肝细胞毒性,肝爽颗粒浸膏可以提高细胞活力(P<0.001),降低上清中AST、ALT、LDH的含量(P值分别为<0.001、<0.001、<0.05);肝爽颗粒浸膏可以抑制APAP诱导的肝细胞氧化应激,肝爽颗粒浸膏组的氧化应激指标ROS、MDA较APAP组下降(P值均<0.01);肝爽颗粒浸膏可以剂量依赖性减轻APAP诱导的肝细胞线粒体膜电位丢失(P<0.05),降低了上清线粒体损伤标志物GDH的含量(P<0.001);肝爽颗粒浸膏可以抑制CYP2E1/1A2的表达(P值均<0.05);肝爽颗粒浸膏可以增加肝细胞Ⅱ相酶表达;肝爽颗粒浸膏可以诱导Nrf2及其下游基因NQO-1及GCLC的表达(P值均<0.05)。结论肝爽颗粒浸膏可通过两种途径预防APAP诱导肝脏损伤,第一种途径是肝爽颗粒浸膏下调CYP2E1/1A2的表达减少了APAP毒性产物NAPQI的生成;第二种途径是肝爽颗粒浸膏上调解毒通路的表达,激活Nrf2增加抗氧化酶(SOD、GSH)和Ⅱ相酶的表达,从而加速APAP的无害代谢。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

为了规范和更新丙型肝炎的预防、诊断和抗病毒治疗,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目标,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于2019年组织国内有关专家,以国内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基础、临床和预防研究进展为依据,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更新形成了《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为丙型肝炎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益生菌对慢加急性肝衰竭大鼠模型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目的探究益生菌干预对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大鼠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44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6组,对照组1(C1组,n=6,不做任何干预)、模型组1(M1组,n=8,40%CCl4油溶液腹腔注射10周,从第7周开始每天灌胃PBS溶液,10周末给予D-GalN急性攻击)、益生菌干预组1(Y1组,n=8,造模同M1组,灌胃剂为益生菌溶液)、对照组2(C2组,n=6,不做任何干预)、模型组2(M2组,n=8,腹腔注射40%CCl4油溶液,10周后给予D-GalN急性攻击,48 h后每天灌胃PBS溶液,持续到第12周末处死)、益生菌干预组2(Y2组,n=8,造模同M2组,灌胃剂为益生菌溶液)。观察干预前后大鼠体质量、肝功能、肝组织病理学,采用ELISA法测血浆内毒素、肠道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 IgA),Western Blot法测定肠道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的水平,RT-PCR法检测肠道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和ZO-1的mRNA水平,通过选择性培养基测定肠道菌群等指标的变化。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结果 C1、M1、Y1 3组间与C2、M2、Y2 3组间体质量、肝指数、ALT、AST、TBil、血浆内毒素、s IgA、occludin mRNA、ZO-1mRNA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值分别为27. 65、8. 96、61. 37、18. 27、21. 00、87. 01、67. 10、101. 50、105. 40,P值均<0. 05;F2值分别为14. 04、12. 85、14. 02、11. 39、35. 80、19. 14、15. 37、25. 02、126. 00,P值均<0. 05),C1、M1、Y1 3组间occludin蛋白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6. 40,P <0. 05)。C1、M1、Y1 3组间与C2、M2、Y2 3组间乳酸杆菌、双歧杆菌、肠球菌、肠杆菌含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分别为77. 95、66. 61、25. 63、33. 29,P值均<0. 05;F2分别为21. 50、22. 62、6. 71、17. 74,P值均<0. 05)结论 ACLF大鼠出现肠道菌群紊乱和肠屏障功能障碍,益生菌干预可以重塑ACLF大鼠的肠道菌群结构,维护ACLF大鼠的肠屏障功能,促进ACLF大鼠肝脏的修复。

血浆置换应用羟乙基淀粉替代部分血浆治疗肝衰竭的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羟乙基淀粉用于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治疗肝衰竭患者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住院并进行PE治疗的肝衰竭患者80例,根据置换量及置换液成分不同分为血浆组和代血浆组。血浆组共48例患者,共治疗70次。代血浆组共32例患者,共治疗55次。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化指标、主要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24h、72h总胆红素(TBIL)下降率,比较两种方法对胆红素水平不同的肝衰竭患者治疗效果的影响。结果两组治疗后ALT、AST、TBIL、DBIL、GLO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血浆组ALB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代血浆组治疗后ALB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治疗后代血浆组TBIL、DBIL下降率均明显高于血浆组[(TBIL:(42.9±10.3)%vs(36.2±9.2)%,P<0.05;DBIL:(39.5±12.0)%vs(34.4±8.7)%,P<0.05)]。两组治疗后24h、72hTBIL下降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论胆红素水平高低,血浆组与代血浆组治疗后24h、72hTBIL下降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与全部应用血浆作为置换液相比,在应用血浆的基础上加用羟乙基淀粉作为置换液进行PE治疗可以提高治疗后即刻胆红素的清除率,但不能降低治疗后胆红素的“反弹”幅度;当使用羟乙基淀粉部分替代血浆进行PE治疗后,应注意必要时白蛋白的补充。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

为了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威胁”的目标,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和肝病学分会于2019年组织国内有关专家,以国内外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基础、临床、预防研究进展为依据,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更新形成了《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为慢性乙型肝炎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

目的为了规范和更新丙型肝炎的预防、诊断和抗病毒治疗,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目标,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于2019年组织国内有关专家,以国内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为依据,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更新形成了《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为丙型肝炎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和肝病学分会于2005年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制订了《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第1版),并分别于2010年和2015年进行了更新。近4年来,国内外有关慢性HBV感染的基础和临床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更好地规范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助力实现WHO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重大公共卫生威胁”的目标,再次更新本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