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沟通思想的技艺”:论边沁的功利主义修辞学

边沁对同时代的一众修辞家多有抨击,也对当时英格兰盛行的狭义修辞学颇为不满,甚至有意将修辞家驱逐出功利主义的理想国。但是,颇为悖论的是,无论是从总体思想取向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上看,边沁并未也不可能完全拒绝修辞,反而恣意运用着各种修辞。要理解这一悖论,必须回到边沁有关修辞学的重要定义——“沟通思想的技艺”,并在功利主义的根本事业——“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中重新锚定修辞的位置。正是通过更动修辞的“全部范围”和“适用目的”,边沁重新激活了修辞“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进而确立了修辞与伦理直接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修辞技艺构成了边沁惩罚论的基础,同时也为之涂抹上了一层历久弥坚的伦理色彩。由此,被福柯看作现代纪律社会核心意象的全景敞视监狱,与其说是“残酷而精巧的铁笼”,不如说是面向公众开放的都市悲情剧场;而边沁对一般监狱的构想,则是其在命名、分类、外观等各层面集中开展的修辞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