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华文化‘走出去’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2016年12月6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协办的“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华文化‘走出去’高层论坛”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召开。

提升国际语言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做出的重大决策。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已经走到世界强国舞台的中央。

高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面、深度地参与全球事务，进一步彰显和平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积极姿态。在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互动中，世界多元思潮碰撞也更加频繁，文化在国与国之间的综合竞争中的作用愈加重要，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

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评估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基于北外实践的思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第一个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专题性文件，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的工作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赖科学而系统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和平台的建立。基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近年来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面的工作实践与学术经验，该效果评估体系和平台的建设尤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自主大数据和评估团队的筹建，突出重点、精准布局、深入调研，有效供给的策略与途径，整合国内外资源、强化国际合作等。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近年来,中国文化以开放、自信、丰富多样的姿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更加紧密,当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接受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倾听＂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以其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中国之需、世界之需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历史与现代共生的、丰富而鲜活的文化。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中国文化走出去新态势考察——基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的分析

当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国家战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必须及时梳理“文化走出去”相关成果，总结经验与不足，提出建议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科学谋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文化传播和交流。

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

西方文化优越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东方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之根,同时也长期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精神导师。要做到文化自信,首先就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迷雾,破除西方文化就是现代文化的神话,将文化自信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

从学术期刊的世界传播与影响探讨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以中国文史类学术期刊为例

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其前提是明确期刊所依托的相关学科在世界的优势,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在世界影响力的真实现状,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才能扬长避短,探讨学术期刊获得世界影响力的途径与方法。

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借鉴与反思——基于日语国际传播的比较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有效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是一种特殊的战略资源,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基本要素之一。

迈向批判性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知识困惑与范式转型

非遗时代的民俗学似乎正在进入疲软期,民俗学对于非遗保护现状的研究和反思未能有效推动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非遗本身是国际话语与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需求互动的结果,然而,国内的非遗研究却很少进行国际比较,也较少借鉴国外前沿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非遗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缺乏总体把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遗研究和非遗保护的新思路的展开。在这种情形下,借鉴国外的批判性遗产研究成果,可能成为非遗时代民俗学走出瓶颈的必要步骤。另一方面,借鉴国际学界关于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并不等于脱离当代中国的语境来思考问题。恰恰相反,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基本理论有助于我们将研究对象相对化,不再纠结在"遗产好不好",或者"遗产保护好不好"的问题上,而是更清醒地认知遗产政治当中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更好地思考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遗产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

从“归化/洋化”走向“融化”——中国翻译文学译文风格的取向与走向

在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中,"归化/洋化"这对概念是对译者翻译策略与译文文化风格的一种概括。199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翻译"派的主张传入中国后,"洋化"或"西化"便被一些人置换为"异化"一词,表述为"归化/异化"。但"异化"作为哲学概念指的是从自身分裂出来的异己力量,与翻译上的"洋化"概念颇有不合,因而还是使用"归化/洋化"为宜。中国翻译理论史经历了从"归化/洋化"的论争到两者调和的过程;文学翻译实践也经历了从林纾时代的"归化"到鲁迅时代的"洋化",再到朱生豪、傅雷时代将"归化/洋化"加以调和的过程。这种调和可以用"融化"一词加以概括,并可形成"洋化/归化/融化"三位一体的正反合的概念。"融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是翻译文学值得提倡的文化取向与走向。

外国文学研究的浅俗化弊病与“译文学”的介入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所依据的常常不是外文原作而是译文,没有意识到只有对外文原作所进行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由于既脱离了原文,又没有原文与译文转换的"译文学"意识,只能采取"作家作品论"的模式,习惯于在主题、题材、人物、叙事情节等层面上展开作品评论与作品分析,以主观性、鉴赏性的"评论",混同、取代、掩蔽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导致了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化、浅俗化弊病。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学"的介入有助于对这种倾向加以遏制与矫正。只有具备"译文"的概念,才能具备"原文"的意识,而只有面对原文,才能使外国文学研究成为真正的"外国文学"的研究。

在文明互鉴中树立文化自信

中华文化自信在面向世界的开放中增强,在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民族历史上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但当代中国面临文化自信与否问题。树立文化自信,应该重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平等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

中国外文局:新中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

研究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的传播,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国外文局这座巍峨的高山的。如果说,《天下》杂志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和以吴经熊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合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次重要尝试,那么中国外文局的历史则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上的一个代表。本文仅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外文局古代作品翻译出版史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外文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启示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以下简称外文局）又名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新中国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60年来，外文局不仅在传播新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介绍新中国文学方面取得了成就，同时，伴随着国家的政治变迁，在对外文化传播上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文化活动及其启示

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15世纪末期,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西交通再度复兴,展开了世界文明交流的新纪元。中国重新经由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外交使节的笔述、口传再次唤起了欧洲人的注意。16世纪中叶开始,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拉开了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接触和对话的序幕。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来华传教士在欧洲和中国两个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展开了对中国的研究,

北京与纽约:新闻出版国际影响力对比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成员单位之一，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从本期开始在本刊开设“文化走出去”栏目，以促进相关成果的交流。

中欧早期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记17世纪波兰来华传教士卜弥格

15世纪末期，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展开了世界文明交流的新纪元。在西方对南北美洲进行野蛮扩张的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分别从印度洋和太平洋进入中国海，面对大明帝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无法采取他们在非洲和南北美洲野蛮扩张的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的文化建设

一、“一带一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带一路”有别于以往任何区域经济联盟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带一路”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这一符号凝聚了中国与西亚地区人民的共同回忆。“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提出，而如今则是以其辉煌璀璨的文化成果而被人们铭记。

世界城市背景下加强北京与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外交之管见

城市外交已经成为北京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形式,它以国家利益和北京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有助于扩大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其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具体到阿拉伯世界,北京可以充分利用阿拉伯世界＂向东看＂的趋势,依托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凭借资源、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以城市外交维护国家利益、推动城市发展。同时,比对广州等城市的经验,北京与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外交需要进一步拓宽渠道,多做实事,把城市外交和城市发展进一步深化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