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笔谈

主持人语:21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已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中外关系史形成史学热点已成必然之势,同时提出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深度融合的时代课题。有鉴于中国中外关系史在中国史与世界史两大学科之间构筑了一座桥梁,为了加强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以中国中外关系史为议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合作组织了这组笔谈。

世界历史与文明对话

2019年5月17日,应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日本郡山女子大学宗教学何燕生教授来武汉大学与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共同举办对谈讲座,讲座主题是“世界历史与文明对话”。此次对话活动,可以视之为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成立”之序幕,亦是一次学术预演。此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储昭华教授主持。储昭华教授简要介绍了本次对谈的背景与契机,拉开了对谈讲座的序幕。

世界上第一部中文俄国史——俄藏清代稿抄本《罗西亚国史》考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三处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中,藏有清代稿抄本《罗西亚国史》一书。该书是俄国第一位国家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于俄国首都彼得堡出版的俄国第一部“正史”《俄罗斯国家历史》(12卷本)前三卷的中译本,于1828年成书于北京,是世界上第一部中文俄国史。该本的存在,不但表明19世纪俄国在与清代中国交往的历史上曾主动努力从文化上与清朝交流会通的愿望,也表明在19世纪上半叶已有汉语的俄国史问世,将俄国史中文书写的历史提前了近百年,具有重要的史学史价值。

美术沙龙在民国初期北京的兴起、发展与影响——以京派画家的实践为例

1910—1930年代,沙龙逐渐成为一种全国流行的美术新现象,主要分布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以民国初期(1912—1927年)北京画坛为例,引介和推广沙龙的实践是京派画家推动国画现代化的一种尝试。相比上海西画家直接移植法国沙龙的经验,民国初期北京画坛的沙龙有两点特殊性:一是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国画家而非西画家;二是引介沙龙的参照系是日本而非法国。例如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和花阴画会等现代美术社团的运行均体现了日本的影响。通过采用展览、公关和杂志出版等现代组织方法,京派画家在鬻艺、自我宣传以及培养学生等方式上均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有力地推动了国画的现代化。

理论反思与研究深化——2018年全球史著作盘点

2018年,全球史研究著作的出版在中国仍然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与全球化在全世界面临危机与挑战的形势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表明中国学术界非常渴望从历史的角度对全球化进程进行研究与思考。

19世纪俄国喀山大学汉语教学的历史考察

中俄两国之间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学生可随东正教驻京使团入京学习,俄国的汉语教学由此萌芽。喀山作为俄国连接东西方的窗口,1837年喀山大学首先在大学里设立汉语教研室教授汉语和文学课程,在西维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和瓦西里耶夫等汉学家的带领下,喀山大学开俄国高等院校汉语教学之先河,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上作出开创性贡献,推动了俄国汉学以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

翻译与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今天我想简单谈一下这些年来从国际汉学转到全球史研究之后,特别是跟全球史的专门史结合在一起后我对翻译的一些并不成熟的看法。在德文里有一个词Ansätze,意为“萌芽”,所以这些看法和想法基本上还是一些思维的萌芽,尚未形成系统的有逻辑的思想。我今天讲四个部分,一开始会从冯至的一首诗谈起,之后讲跨文化性和翻译,第三个部分谈翻译的创造性,第四个部分是结语。

伯希和、韓百詩《聖武親征録--成吉思汗戰紀》中譯本書評

《聖武親征録》是一部元代史書,不著撰人,不標卷數,《四庫全書總目·聖武親征録提要》説:“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跡,付史館。此卷疑即當時人所撰上者。”所記的内容限於元初兩位君主元太祖、太宗兩朝事,年代跨度爲四十年。錢大昕最早對《聖武親征録》展開研究,認爲“(它)雖不如《秘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跡亦可藉以考證”①。何秋濤在《校正元聖武親征録》的“自序”中總結該書有“四難讀”:譯名的先天性錯誤、傳寫過程中增加的錯誤、年代混亂、地名汗漫。

内战时刻与举国节庆--林肯与作为政治宗教的感恩节

美国立国八十余年后爆发内战,对此人道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均有不足,应当回到林肯本人的提示,借助政治现象学考察内战和战后重建。感恩节在内战时期被林肯确认为举国节庆,作为政治宗教与联邦戡乱相配合,推动战后国家重建。本文在调用亚里士多德、托克维尔等思想资源的同时,分析内战事件与节日构建的政治现象,使事件与文本的阐释朝向政治现象本身,还原感恩节在政教分离的共和国作为政治宗教的意义,呈现内战作为护国和护法战争的属性,以及林肯对"分裂之家"和"分裂的遗产"双重问题的解决。

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

多重视域下的林语堂留美经历

钱锁桥教授的新作《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是一部关于林语堂跨文化人生的智性传记,通过把林语堂立为与鲁迅、胡适并列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坐标,重估了林语堂留给现代中国的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中国众多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中独树一帜,与他长期游走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跨文化经历密切相关。林语堂留学和在海外定居的经历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我、革命与爱情:《红与黑》中的“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

《红与黑》呈现了于连与德雷纳夫人在外省小城维里埃所孕育的心灵之爱以及与玛蒂尔德在巴黎所焕发的头脑之爱,二者共同构成了司汤达的"精神之子"于连所承载的"高卢特质",即以强烈的激情投入世界,同时又以冷峻的理智剖析自我及其感情。两条线索在构成某种对称性推进的同时又相互交错纠缠,呈现出三位主人公在暴风雨般的炽烈爱情中相互激发,在自然与伪善之间剧烈摆动,在想象的表演与现实的表演之间不停跳跃,折射出后革命时代新旧交错的精神面貌,在个体虚无主义与舆论专制互为表里的复辟王朝不断突破自恋与虚荣,从而打开新的精神向度,在一次次突破惯常的自然呈现中不断消散表面化的自我,又激活内在本真的自我,呈现出自我的不同面向与丰富层面,在心灵世界充满悖论性的、轻盈而壮烈的交战当中淬炼出自我本质的精神结晶。

知识迁移与民初陈师曾对“图案画”的引介和再创造

现代中国的美术知识迁移是在异质文化间通过不断碰撞、调试和融合实现的,其中知识迁移主导者的作用非常重要。1920年前后,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第一人”的陈师曾为了解决绘画如何在实业救国中发挥作用、国画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颇具创新性地从实用的角度着手,借舶来品“图案画”来重塑国画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通过演讲、撰文、教学和图案画实践等方式实现了图案画在北京美术界的重新阐释、传播和推广。陈氏将日本图案画新理念与中国美术传统相结合,使移植的图案画与本土现有的美术知识发生了有效融合,成为现代中国美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陈氏对图案画的重新解释体现了他对中国与西方美术兼收并蓄的态度,改变了民初北京“保守”的文化图景和京派画家作为“传统派”的刻板印象,也体现了民初传统文人画家向现代美术知识分子的转型。

雅斯贝尔斯对德国战争罪责的认识——以《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年的1946年,雅斯贝尔斯出版了他的政治学论著《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对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全面清理。他认为,公开地讨论罪责的问题,并且从内心之中承认罪责,是保持德国人的灵魂不沦为卑贱的唯一道路。通过对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进行系统分析,并对诸如流亡在外者与内心流亡者的“净化之路”之重建,以及“极端的恶”抑或“平庸的恶”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忆张范中先生与中国佛教协会

一1987年,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大学的时候,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记得当时写了一篇论《坛经》惠能得法偈的考据文章,因为要查一些佛教的文献,我找到了教我们中国文学史的章无忌(1937-)老师,问她是否可以介绍我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查一些资料,因为她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郭志刚(1933-)教授。章老师非常热情,她告诉我她弟弟章鸿志在中国佛教协会外联部工作,她可以帮我联系佛教协会的图书馆。

对中国特色以及中国文化当代价值问题的几点认识

多年前我在波恩做博士论文时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明转化为中国文明何以可能?换句话说,一种文明如何能够成功地为另外一种文明所接受?中国是以自身的语文将发生于印度的佛教传译和接纳过来。这绝非是印度佛学的单纯移植,而是“嫁接”,是印度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借助几个世纪以来来自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以及汉人中的佛教学者共同努力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而出生于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各宗各派的弟子们,均将这些汉译的佛典,直接奉为佛陀的教说,分别组织成独特的教义,终于完成了以中国佛教为基础的大乘佛教改造。

民国时期江浙城市文化——以王桐龄《江浙旅行记》为中心

《江浙旅行记》中详细描述了民国20年代江浙主要城市的样貌,呈现了当时江浙主要城市的文化特点,如江浙城市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和休闲文化。通过分析这些风土人情,可以了解当时各个江浙城市文化的相似性和中外融合的城市文化特征,进而窥见民国20年代中国东部城市文化的样貌。

從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兩部書目看柏林王室圖書館的漢籍收藏

明末以來,中西學術開始全面接觸,特别是清代以來,世界跟中國的聯繫更加密切,原本僅僅在漢語世界産生作用的漢籍,同時也在歐洲産生了影響。歐洲的各類圖書館對漢籍的收藏,從最初的個人愛好、獵奇,逐漸成爲了系統、科學的庋藏。歐洲漢學的興起,也使得中國的學術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和影響。

曾紀澤與“宇宙院”

宇宙院,是本文討論的一個近代新名詞,由曾紀澤創造,他誤認馬是泰西“大學(堂)”的朔義,但這個詞本身不妨借用來作全球史時代作品的標题。本札叢收錄一組讀書筆記,涉及近現代歐風美雨吹來之際中國文教科學领域的事物、事務、人物、人名、中外著作。材料或有細碎之感,但積沙或能成塔;中外語言隔膜,文獻傳承每生遮蔽,倘解讀澄清得法,真相大白,雖僅屬點滴苦勞之功,或亦有裨學術。

20世纪20年代北京画派的国际形象塑造——“现代中国画”概念的一种诠释

本文通过分析从海外挖掘到的日文资料《禹域今画录》(禹域今畫錄)和英文资料《中国:大地与人民》(China:the Land and the People)等相关文献,来厘清20世纪20年代伊始“现代中国画”这一概念的出现、含义和应用。笔者认为,这两个案例体现了从日文和英文语境中的“现代中国画”到中文观念和认识的转换,将中文世界关于“现代中国画”的理解与西方世界交叉、关联起来;而北京画派的作品在20年代初期率先被推介到海外并成为“现代中国画”最早的代表,其影响一是对京派绘画的认可也表现出日本、美国和欧洲收藏中国绘画的兴趣转向--从只了解和认可古代中国绘画向逐渐开始接受现代中国绘画过渡,二是京派的国际形象成功塑造并巩固了北京作为国内三大国画中心之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