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

本刊讯2014年12月1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据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介绍，全球史研究院涵盖历史学门类下的两个一级学科，设立学术委员会和学术咨询委员会，包括“世界史系”和“中国史系”两个专业，一个基础教研室、一个项目中心和一个多语种全球史研究数据与文献中心。全球史研究院确立“教学型”“研究型”“开放型”和“国际化”的发展定位。

全球史研究与中国学术出版

目前我国的学术,谈填补空白、学术创新的太多,实际上大部分人创不了什么新,只能做一些学术传承工作,一辈子能翻译几本书就已经是功德无量的事了。全球史也一再强调互动,中国从世界文明中汲取养分,吸收世界文明的成就,这一过程永远不会结束。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思考——从谢灵运和赞宁对中国佛教的认识谈起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东晋南北朝发展和巩固的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包括谢灵运在内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开始对印度佛教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宗教形式。在隋唐完成改造与昌盛之后,宋元的佛教进入了实践与渗透的阶段,赞宁对中国佛教的特质也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除了历史性的考察外,本文还通过syncretism(调和论)、跨文化性和文化互化的观念,对谢灵运和赞宁对中国佛教的认识进行了当代阐释。

理论反思与研究深化——2018年全球史著作盘点

2018年,全球史研究著作的出版在中国仍然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与全球化在全世界面临危机与挑战的形势形成了一定的反差,表明中国学术界非常渴望从历史的角度对全球化进程进行研究与思考。

改革开放四十年海外中国学研究--以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为中心

本文主要从接受、译介以及再研究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学者在海外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梳理、总结和评价。这期间,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从作为文献资料的阶段,经过国别中国史研究阶段,一直到今天的问题史阶段。文章上述三个阶段的出版物(论文、专著、丛书)、学术大事记(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等)、重要的思潮等为出发点,勾勒出这四十年间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的特点。

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学研究--2017年全球史著作盘点

因此作者认为,"需要超越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局限,吸纳更广阔的社会史、生活史和文化史视角,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以中国的名义寻找现代之路'的人——这些赋予现代性以日常生活内容的中国人——所起的历史性作用"。

19世纪古巴华人苦力问题新探——基于西班牙外交官玛斯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首位西班牙驻华全权使臣玛斯手稿中苦力贸易问题的梳理,拓展了华工问题的研究视野。在1868年被西班牙政府召回马德里之前,玛斯一直都在为华工问题与清政府以及各国外事机构和外交人员联络、斡旋。玛斯一方面分析了英、法、美等国反对“中国移民”出洋务工的原因,认为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古巴之间的苦力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国劳工同古巴庄园主之间的纠纷,也不仅仅是清政府同古巴乃至西班牙政府交涉上的矛盾,更多是沉浮于各西方国家逐力过程之中的无可奈何。另一方面,玛斯也在尽力应对国际舆论对苦力贸易问题不断施加的层层压力,希望可以冲破阻力,推动并实现华工“移民”古巴的合法化、制度化,以此拯救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甚至改变西班牙沦为世界末流国家的命运。

世界上第一部中文俄国史——俄藏清代稿抄本《罗西亚国史》考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三处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中,藏有清代稿抄本《罗西亚国史》一书。该书是俄国第一位国家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于俄国首都彼得堡出版的俄国第一部“正史”《俄罗斯国家历史》(12卷本)前三卷的中译本,于1828年成书于北京,是世界上第一部中文俄国史。该本的存在,不但表明19世纪俄国在与清代中国交往的历史上曾主动努力从文化上与清朝交流会通的愿望,也表明在19世纪上半叶已有汉语的俄国史问世,将俄国史中文书写的历史提前了近百年,具有重要的史学史价值。

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文景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的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

翻译中的差异与同一性——《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俞译本”问题举隅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名著《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89年版中文译本中有些翻译问题值得商榷。文章对照德文原版及其英文版,从10个方面对这一译本中存在的翻译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旨在说明,对于哲学文本的翻译,除了语言方面的要求外,更重要的是在知识论方面把握所有的内容,并且能够深入浅出地阐发其中的奥旨。

19世纪俄国喀山大学汉语教学的历史考察

中俄两国之间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学生可随东正教驻京使团入京学习,俄国的汉语教学由此萌芽。喀山作为俄国连接东西方的窗口,1837年喀山大学首先在大学里设立汉语教研室教授汉语和文学课程,在西维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和瓦西里耶夫等汉学家的带领下,喀山大学开俄国高等院校汉语教学之先河,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上作出开创性贡献,推动了俄国汉学以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

佛教变革中:近代汉传佛教的空间重构

本文分析了近代以来佛教空间与社会功能的危机。在传统社会中,佛教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空间结构紧密相连,其思想观念与儒家礼制相融合,强化了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但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和宗教价值的分化,特别是政教分离政策的推行,佛教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减弱。同时,科学观念的普及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挑战了佛教的信仰与经济基础。面对这些挑战,佛教需要重新整合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社会新资源的交流中去。

卫礼贤《孟子》德译研究举隅

坊间对卫礼贤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他的《论语》和《道德经》的翻译,对他的《孟子》德文译本鲜有探讨。本文在以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对文本进行对比研究的同时,系统地考察了卫礼贤的翻译活动,以及关注了他不同时期对《孟子》翻译和研究的内在关联。作为新教传教士的卫礼贤,在其译文中折射出了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的特点,也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文化向外交的跃变——印度瑜伽软外交之路初探

21世纪以来,印度开始发掘自身软实力并尝试推行软外交。继电影软外交之后,印度政府将瑜伽作为软外交的重要载体,为此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外交战略,瑜伽由此得以从文化领域顺利登上外交舞台。发源于印度的瑜伽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它不但能体现印度文化的特点、涵盖印度文化的精髓,而且具备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积极的现实意义。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效果来看,印度的瑜伽软外交政策是成功的。未来印度政府将继续发掘瑜伽文化的应用潜力并深入实施瑜伽软外交政策。

雅斯贝尔斯对德国战争罪责的认识——以《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年的1946年,雅斯贝尔斯出版了他的政治学论著《德国的战争罪责问题》,对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全面清理。他认为,公开地讨论罪责的问题,并且从内心之中承认罪责,是保持德国人的灵魂不沦为卑贱的唯一道路。通过对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进行系统分析,并对诸如流亡在外者与内心流亡者的“净化之路”之重建,以及“极端的恶”抑或“平庸的恶”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忆张范中先生与中国佛教协会

一1987年,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大学的时候,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记得当时写了一篇论《坛经》惠能得法偈的考据文章,因为要查一些佛教的文献,我找到了教我们中国文学史的章无忌(1937-)老师,问她是否可以介绍我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查一些资料,因为她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郭志刚(1933-)教授。章老师非常热情,她告诉我她弟弟章鸿志在中国佛教协会外联部工作,她可以帮我联系佛教协会的图书馆。

自由的普遍性与文明的多元性:浅析孟德斯鸠的文明史观

本文试图以文明史的视角来呈现孟德斯鸠的思想图景。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探索了构成英国自由基础的分权制衡原则是如何在政制变迁中逐渐呈现的,但其内在的极端自由倾向潜藏着专制的威胁;与此相对,他在《波斯人信札》中描绘的波斯帝国则构成专制的镜像:即使恐惧成为支配心灵的主导原则,自由仍然构成了人性最基本的追求。而上述讨论都是为了回应法国绝对君主的集权倾向可能会导致容纳温和自由的君主制堕落为专制。由此,自由价值的普遍性与文明社会的多元性构成了孟德斯鸠文明史观的两个维度。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打破了关于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化理解,力图说明在孟德斯鸠的思想视域中,自由与专制是一组相伴相生、交错纠缠的概念。

近代汉传佛教寺院复建的现实因素与观念世界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对佛教寺院的空间布局、建设活跃度及寺院内部宗教实践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探究了近代汉传佛教寺院的复建活动,分析了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如何影响寺院的复建过程,并探讨了僧众对祖庭传统的坚守、戒律清规的维护以及对新观念的接纳与实践等方面的观念因素,这些共同塑造了寺院复建的方向和特点。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和古罗马史学的比较研究

中俄之间与史学相关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18世纪,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年在位）率领庞大的巡欧使团前往欧洲,历时一年,学习其工业、军事、造船、科学和文化成就,由此欧洲对东方的认识和东方的珍奇物品传回俄国。

“鲁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王澄如及其以鲁迅为题的博士论文

1939年,来自贵州省的中国女博士生王澄如(Wang Cheng-ju,1909—?)在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跟随石密德(Erich Schmitt,1893—1955)教授撰写了有关鲁迅的博士论文:《鲁迅的生平与著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Lu Hsiin.Sein Leben und sein Werk.Ein Beitrag zur chinesischchen Revolution),并且通过了博士答辩。这篇博士论文完成于鲁迅去世后的第三年,是德语世界乃至全世界第一篇鲁迅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王澄如在论文中主要强调鲁迅的革命立场,认为鲁迅是"一个真正富有使命的革命者",他既不是"狭义的宗派主义者,也不是性格懦弱的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本文依据王澄如的博士论文以及波恩大学档案馆收藏的有关她的档案资料,对王澄如其人进行了钩沉,同时对其博士论文进行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