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行本《周易注疏》的原版与修补版

八行注疏本为我国注疏合刻之始,其中《周易注疏》今有两个传本存世,一为未经修补的原版印本,一为宋、元两代递修的后印本。论文考察了两个印本之间版刻、文字上的差异,指出修补后印本既有修订原版讹误之处,亦有新增之讹误。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

戴震的《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理学做了彻底清算。考察其明确引用宋明理学家的言论系直接依据何种文献,可作为全面评价戴震对宋明理学之把握程度的参考。经考察,戴震写作《疏证》系列三书时大量依据了明《性理大全》,此外也使用了《近思录》和《西山读书记》;具体到《近思录》,戴震很可能用的是宋叶采注而非其师江永注;至于有关陆王的材料,则多出自明陈建《学蔀通辨》。尽管使用二手资料并不影响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但对其评骘宋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学术严肃性必然会打折扣,所以戴震在写作《疏证》时已有意掩盖其使用二手资料的痕迹。《性理大全》除了给戴震提供论辩的资料外,在立目、编排上或许也对《疏证》有所启发。

《论语·里仁》篇“吾道一以贯之”章的诠释问题

《论语·里仁》篇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转以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贯之"与"忠恕"之间是何关系,忠、恕之间又是何关系,从王弼到程朱,再到清代诸儒,历来的解释观点不一。而《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记载,又与曾子"忠恕而已"的说法不一致,诸家注释于此也颇有异同。本文认为,要厘清这些关系和矛盾,需要注意文本话语背景的变化,需要从义理上整体把握文本的意义,不应拘泥于文本之文词。

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井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

明初《五经大全》传注取材新探——兼论纂修群体构成

《五经大全》作为明初官方修纂的重要典籍,其抄录成编的做法历来为学界所诟病。然而传注底本究竟如何选取,鲜有学者涉及。事实上,《大全》选取传注,一方面考虑学术发展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又结合政治因素的综合考量。纂修班子内部,呈现出以江西籍与福建籍翰林职官为主干的群体特征。他们时常同行出游,饮酒诗赋,相为唱和,形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乡邦士人团体,成为明永乐朝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总而言之,《大全》是明初学术与政治交相呼应、相互影响的综合产物。

从“内圣外王”到“礼法合治”——汤一介先生论儒学的现代化

汤一介先生指出,儒学要现代化,必须先研究其基本精神,即理想主义和人本主义,二者结合的价值在于教人做人的道理,在于获得真善美的境界。"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儒家的精神所在,企图由内圣开出外王,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体系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儒学内圣之道以及"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主张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导致重人治不重法治。必须批判地继承儒家传统中"礼法合治"的精神,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的法治精神。

“貌侵”释义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云：“武安者，貌侵。”“貌侵”一词，据上下文意，似有“丑陋”之意。《史记集解》引韦昭说：“侵音寝，短小也。又云丑恶也，刻确也。音核。”《史记索隐》说：“案：服虔云‘侵，短小也’。韦昭云‘刻确也’。按：确音刻。又孔文祥‘侵，丑恶也。音寝’。”综服虔、韦昭、孔文祥三说，“貌侵”有身材短小、面目丑陋、身材瘦硬之意。

来集之《倘湖樵书》与《博学汇书》版刻考

通过清康熙刻板《倘湖樵书》多个印本与《博学汇书》版刻的比较,指出《博学汇书》与《倘湖樵书》实为同书异名,前者是在后者书板基础上改刻而成。包括《博学汇书》在内,康熙刻本《倘湖樵书》经历了初印本、第二次改编印本、改题《博学汇书》印本、回改题名后印本等至少四个阶段,各次印本的内容、编次、文字等都有较大差异。

《周礼注疏校勘记》“惠校本”及其他

《周礼注疏校勘记》重要校本"惠校本"的异文来源包括宋刻八行本及余仁仲本异文,也包括少量其他版本来源或他校、理校之异文;而在《校勘记》中,"惠校本"与"余本"分立,夹杂"惠校宋本"、"宋本"之称,主要体现的是宋刻八行本的异文。由于《校勘记》仅据校本而未能亲见宋刻八行本,其对八行本的利用有一定局限。

八行本《周礼疏》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

本文比较了宋刻八行本《周礼疏》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指出北京大学(下文简称"北大")藏早期印本较多保留了原刻面貌,也有刻工偶误;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及台北故宫藏后印本既有校订原刻之处,亦有误改及新的刊刻讹误。此外还探讨了民国间董康影印及影刻八行本《周礼疏》的底本问题以及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所引惠校本异文来源问题等,以为读者利用八行本《周礼疏》之参考。

《孟子》疏作伪问题考论

《孟子注疏》,或称《孟子正义》,旧题北宋孙奭疏。对此书"正义"即疏文的作伪问题,宋代迄今,学界向有争议。本文从文献著录、《孟子正义序》的作伪、《孟子》疏称引之伪、《孟子》疏与《音义》的矛盾四个方面,综合考察了《孟子》疏的作伪问题。这些例证既有内证,又有外证,藉此足以判定《孟子》疏确非孙奭所撰,应为伪托无疑。

上古时代的庠序与养老

虞、夏、商、周的上古时代,天子或诸侯对老年人予以特别的尊重和关照,在庠、序、学、校这种后来发展为专门的教育机构里定期施行养老活动。养老主要通过饮酒礼、射礼等专门的礼仪形式,来展示对老年人在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礼节上的优厚恤抚和真诚敬仰,从而教化年轻人,培养全民的孝悌观念。而老年人也以其自身的道德素养、知识经验传授于年轻人,发挥着育人的作用。庠序之外,老年人也在其他方面受到特殊的尊重和关照,如在朝廷、征税、养老资金等方面,均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些养老的措施和观念,在稳定社会、凝聚民心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述略

汤一介先生亲自编定的《汤一介集》，收录其60多年学术生涯的主要专著、论文、随笔、访谈等，2014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共约310余万字，分为十卷：第一卷《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为作者1947年至“文化大革命”前所作已刊及未刊论文汇编；第二卷《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为作者的代表作；

《苏氏易传》中的形而上学思想

本文通过对苏轼所用概念及命题的详细分析发现,苏轼以《苏氏易传》之注释为载体,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次对世界进行了的精细地分析。在苏轼看来,道与气是形而上的存在,道在万物中之运行亦称之为神,而阴阳二气之相交则打开了万物创生的生生之门。在形而下的世界中,有生有物,物转相生,万物以其存在的多重维度,形成了生动活泼、变化万千的世界。而人作为万物中之卓越的存在,则通过性的通道与道建立了声与闻的关系,进而成为"人能弘道"的主体。

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版刻辨析

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是目前所知《左传》最早的注疏合刻本,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因其传世仅一部孤本,关于此本的原版、补版情况及刻工分期,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而原版、补版的辨析,及补版叶文字质量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此本校勘价值的认定,也有助于我们在经籍校勘中对异文进行是非判断。本文结合今存他经八行本的版刻信息,辨析了宋刻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中原版与补版的版叶特征及刻工分期,重点考察了补版版叶的文本质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补版版叶,特别是宋代补版版叶,多见明显讹误,其文字质量与原版文字质量有明显差距。在利用此本校勘时,应当充分考虑补版因素。出自补版与出自原版的异文,其效力有所不同,在异文的是非判断中尤当留意。

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

张洽作为朱熹的重要弟子,于《春秋》学颇有建树。学界一般视其《春秋集注》为"补朱未备"之书。然亦有学者认为张洽《春秋》学当归入程颐门下。事实上,在宋代《春秋》学程、朱两大流派中,张洽《春秋集注》在具体经说、诠释理路对朱学少有承袭,反而"得程遗意",实为宗程之作。其继承的"程学"是宋代《春秋》学宗主;由朱熹开创,经吕大圭、程端学等人发展成熟的《春秋》朱学则到明代中期才成为学术主流。张洽《春秋集注》体现的程、朱学术差异,是朱子毕生不作《春秋》传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宋、明经学分野所在。

“一阳来复(一阳生)”及其在丹道理论中的演进

“一阳来复”之“复”，毫无疑问，指的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复卦，复卦上坤下震，也就是《象传》所谓的“雷在地中（震为雷，坤为地）”，全卦上五爻都是阴爻，只有初爻是阳爻，这一特殊状态使它成为后儒所创十二消息卦之首卦。

“十三经”形成暨传记升经的三类机制

传记固定称经有三类机制——附着、替代和另行增加。附着型以《易传》和《春秋》三传为典型,另行增加型既适用于《周礼》,也适用于以"五经"暨"九经"为本位整体计入《论语》《孝经》《孟子》乃至《尔雅》等入门教材,替代型则以《礼记》为典型。附着较易,地位却不稳固;另行增加和替代阻力大,一旦发生却很难动摇。三大机制对学派、文化、社会权力乃至同物种基因的交流和冲突,都有参考意义。《论语》等入门教材称经只是临时性地不区分经传,在历史上还经历了唐宋经典"九经"在南宋腾出三个空位之后的吸引。南宋民间"九经"性质上同于"十一经""十三经","九经三传"暨"十一经"很可能诱导了"十三经"的提出。

《张子全书》明万历凤翔府刻本考略

张子全书》始编于明代,明万历凤翔府沈自彰刻本流传、影响较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了三部"明万历凤翔府刻本",本文对其逐一目验考察,通过对序文和版刻特征的分析比较,发现三部所谓明本皆非明万历原刻初印本,而是明万历刻本的清修补本,刊印年代均不早于康熙朝。将这几部清代后印本直接著录为明本并不准确。署名张能鳞的《张子全书序》系改窜《儒宗理要》之《张子序》而成,以此冒充《全书》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