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研究

在传世的宋代典籍中,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是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之一,尤其是作为宋金关系史的文献集成,历来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博赡淹通,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之外,未有能过之者",这个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但令人遗憾的是,自此书问世八百年来,还始终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善本。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以《三朝北盟会编》点校本的整理完成而告慰于宋史学界!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本文将对有关《三朝北盟会编》的若干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希望能够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此书的了解。

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

散号将军是魏晋以来出现的“虽有名号,而无职司”的将军,是独立于领兵将军之外的一种单纯身份等级制度,是唐代武散官的前身。南朝齐、梁之际,散号将军制度曾发生很大变化。《隋书·百官志》上叙之甚详,但后人皆以其为无权之虚号,故未加以注意。

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

北凉王室入据高昌之前，当地佛教虽有发展，但总体水平不高．北凉王族在高昌地区造寺立碑，译（集）经、写经、开窟造塔，大大推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与赵克等同志商榷

本文针对《北方论丛》今年第2期刊发的赵克所作《范成大（揽辔录）考补》一文提出质疑，认为《族帐部曲录》并非《揽辔录》佚文。因其所记金国臣僚履历有比《揽辔录》成书晚许多年的事情，而且记事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十年，又十分详尽，绝非《揽辔录》作者范成大短短的一次出使金国就能做到的。此外，《族帐部曲录》与《揽辔录》所记人物亦有重复，风格也不相同。《族帐部曲录》并非《揽辔录》的一部分，而是张棣所撰《金虏图经》（又名《金国志》）的一部分。

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

在各个断代史的研究中,金朝的史料相对来说是较为匮乏的。《大金国志》是今天能够看到的《金史》之外惟一的一部金代通史,但此书通行的扫叶山房本错讹较甚,崔文印同志的《大金国志校证》一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试图对它加以整理和校证,但是这个尝试并不能说是成功的。首先是,《大金国志》这部书根本就无法作"校证",因为它是杂抄群书编辑而成。

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在敦煌设置的沙州归义军政权,前后延续了大约200年的时间,其政治史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期的晚唐张氏执政阶段和后期的五代宋初曹氏执政阶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已经搞清了归义军政治史的基本脉络,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所要揭示的李氏家族在晚唐短期执掌归义军政权的情况,就是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下我们将根据有关敦煌文献,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唐刺史考》补遗

1987年,郁贤皓先生编著的《唐刺史考》一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刊出。这部二百余万字的宏篇巨制收集了丰富的材料,举凡史书、诗文、类书、姓氏书、笔记、小说、方志、金石、佛典等类资料,作者都一一作了检索,特别是一些金石资料录自拓片,可以看出作者用功之勤。作者将唐朝近三百年间总共三百多个州郡的刺史尽可能多地表列出来,这无疑为唐史研究者提供了一部非常有用的工具书。正如作者所说:"限于条件。

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辽金两朝的佛教政策，并对它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做了分析。文章认为，辽初契丹统治者对于佛教只有利用而无信仰，太宗时佛教才进入契丹人社会，圣宗以后臻于极盛，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不遗余力。辽代佛教一则因为僧侣人口的冗滥超出了社会的正常承受能力；二则因为佞佛之风侵蚀了契丹人勇武雄健的民族精神，以致后人有“辽以释废”之说。金代社会崇佛之风依旧，但统治者鉴于辽代佛教的消极影响，实行了利用与限制并重的佛教政策，加强对佛教教团的统治，并使其逐渐制度化。金朝佛教政策的调整导致了僧侣社会地位的跌落。

“文献”、“文献学”及其它

这篇小文原是平时读书的零星札记。为了引起读者注意,才化零为整,煞有介事地改用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与内容并不相称。应该承认,此文仍属"不贤识小"的短饤之作。一释"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其后又见于《礼记·礼运》等篇,

辛稼轩《美芹十论》作年确考

《美芹十论》是辛弃疾最重要的一篇政治军事论文,对研究辛弃疾的政治倾向和军事思想,或对研究隆兴和议前后战与和的消长态势,都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然而,《十论》的作年却至今仍是一个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凡有三说:其一是《宋史·辛弃疾传》在记载辛弃疾乾道六年召对延和殿一事时,连带书及“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似乎《美芹十论》就是此时奏上朝廷的.《宋史》的辛传叙事杂乱无章,前后史实多颠倒舛错,不足为据,所以,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向来不加重视.其二是明初黄淮、杨士奇编辑的《历代名臣奏议》收录了《美芹十论》,文前有“宋孝宗时建康府通判辛弃疾进”13字,其后唐顺之的《荆川先生右编》也如此标著,实即本之《名臣奏议》.其三是清人辛启泰辑录的《稼轩集抄存》,在《十论》题上冠以“乾道乙酉进”(即乾道元年,1165年)5字,其所编《稼轩先生年谱》便也将《十论》系于乾道元年.

汉冲帝永嘉年号辨

东汉冲帝刘炳是外戚梁冀立的一个襁褓皇帝,两岁即位,三岁卒,文献中记载他的年号为“永嘉”.永嘉元年系公元一四五年,次年即改元本初.永嘉这个年号,《后汉书》和《东观汉记》(武英殿聚珍本)两书的记载并无歧异,唯袁宏《后汉经》及“元嘉”,乃因“永”、“元”二字形似而误.至南宋时始有人提出“永嘉”当为“永憙”之误,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记载说:

《建康实录》校点本訾议

《建康实录》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两个校点本,一个是张忱石同志的校点本,中华书局1986年10月出版;一个是孟昭康等三位同志校点的本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后者基本上只是一个标点本,姑且置而不论。本文专就张忱石同志校点本中的某些问题谈谈一己之见。 不难看出,张忱石同志对《建康实录》的校点工作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的,单就校勘而言,除了版本校之外,还参校了涉及六朝史事的9种正史以及《资治通鉴》。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

本文从三个方面就当前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一,各学科对城市起源和城市概念的界定,因着眼点不同而解释不一,不必寻求一致;其二,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其三,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比较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

孔繁敏《包拯年谱》题记

一一九八三年春天,我调到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开,始认识了孔繁敏同志;到一九八六年春天他调往教学第一线为止,我们共事恰满三年。繁敏同志是北大历史系专攻宋史的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后便留校工作。在我们共事期间,我发现他是一位质朴热情的青年。经历了十年动乱,他的业务基础不算太坚实;但他一直孜孜不倦,勤奋钻研,用了几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包拯年谱》,说明他的刻苦劳动已获得有效的成果。由于同在一个单位,我又比他痴长几岁,对这部《年谱》

古书校释标点问题举例

我曾在非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写过几篇有关古书校释标点的小文字,初意仅供内部参考,不想公之于众。现考虑到所谈的都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很常见的问题,爽性摊到桌面上大家共同商榷研究,至少有供参考的价值。故将旧作三篇重新改订,汇辑于此,以就正于同行的专家和广大读者。

大师的风姿——邓广铭先生与他的宋史研究

二十世纪的新史学催化了断代史学的成熟,而其中宋代史学之自成体系,即肇始于邓广铭先生。因此,在本世纪的宋史学界,邓广铭先生具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东临邑。1923至1927年就读于山东第一师范学校。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头下制度是辽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对头下制和头下军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头下制的渊源 ,头下的形态和性质 ,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 ,以及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诸问题 ,并对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所能见到的头下军州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作者认为 ,头下制渊源于北方民族 ,与唐代的头下户无关 ;头下军州制度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创立 ;金朝既不存在头下制度 ,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辽金时代的所谓“汉人”，是特指辽朝境内以燕云十六州人口为主的汉族人民。由于长期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汉人”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风貌，以致于使他们的民族归属难以被认同：宋人不承认他们是汉人，视之为“蕃人”；而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却仍将他们看作是非我族类的汉人.“汉人”自身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政治态度非常灵活，宋人对他们颇多猜忌和防范。金朝前期，“汉人”的民族地位和政治势力明显优于“南人”，海陵朝以后，“汉人”势力最终走向衰落。

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

本文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盛世唐代发生的中外文化汇聚,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补阙的作用。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以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西方的武力入侵为背景的。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民有鉴别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长处。当然,这是一个机制相当复杂的过程。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外来文化中摄取营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