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火教与突厥兴衰——以古代突厥斗战神研究为中心

蒙古漠北阙特勤墓地及国内虞弘墓等出土葬具上的鸟身祭司形象,应是唐代突厥的所谓“斗战神”,本为拜火教神柢化身之一。这一文物证实了古突厥人的拜火教信仰,古突厥人和粟特人的关系,拜火教的传播等相关历史问题和文化现象也得以重新探讨。古突厥兴于拜火,毁于拜火,其教训可谓深刻。

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

"中外历史的会通"之意义重大,首先在于事物的特点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其所涉样本至少在两个以上,超越个性的深层法则,便开始重要起来了。从理论上说,"中外历史的会通"的基础是一个共同框架,这样的理论框架的建构,经常要超出历史学领域,进入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甚至科学领域。在"会通"的实践中,也可能出现各种扭曲变形,若直接以一方为模板来剪裁另一方的话。现代学术曾给中国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所谓"现代学术"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它提供了很多被认为是"普适性"的方法,但并未充分将更多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纳入考虑。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历史进程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也使人类社会的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中国史所能为学人提供的学术灵感、学术创造、学术新知,足以为历史研究的"同一平台"增添砖瓦,这也给中国史学人的世界史素养和社会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外历史的会通"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南明弘光至永厉间各地政权，因时局勤荡，国祚短促，刊刻印制的书籍，一向十分罕见。稍有传世者，一是弘光政权，一是隆武政权。逭是因为弘光政权据南京为都城，而金陵及其附近的苏州、常州、湖州、杭州、徽州各地，是朱明一朝最为与盛的刻书中心；隆武政权以福建为根基，

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研究

一，开篇：感想点滴（一）美术史，本是“作品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绘画书法作品，被欣赏，被观察，被置于特定脉络中予以解读，研究成就斐然。美术史成为当今对于历史学界影响最为深切的学术门类之一。美术史研究，首先注意作品形式、风格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轻易牵引至其他领域，亦避免作生搬硬套或庸俗化的政治解读。与此同时，学者也观察到，书画作品的内容及其呈现形式，作者的审美情趣、运思方式、艺术风格，是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滋养熏陶的结果；而不同流派的书画，众多作者的佳品，在千差万别中沁润着某些共存的印痕，渗透出某些新起的导向，共同酿就了特有的时代情调。

论西周时期的“南国”

西周时期周人所称"南国"的性质是西周政治地理与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时人观念中,"南国"与"南土"二者有别。"南土"是周王国南方的国土,在其南部边域地区设有"侯"之类具有军事防卫职能的长官。"南国"则更在其南,大致在今淮水流域、南阳盆地南部与汉淮间平原一带。西周早期,周人曾力图掌控与经营南国西部区域中的汉淮间地区,但以昭王南征荆楚失败而告终。南国的东部区域为淮水流域,即淮夷各邦的聚居区,是周王朝以军事强制手段搜刮其重要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之所在,整个西周中晚期,周王朝为控制这块区域多次与淮夷发生战争,但终西周之世,周人亦并未能实现对该地常规化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南国"不宜被理解为周人之国土,它大体上可以认为是西周王国的附属区。

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

吐鲁番新出土的阚氏高昌王国永康九年、十年高昌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文书,记录了来自漠北的柔然汗国、北印度的乌苌国、南朝刘宋、塔里木盆地南沿绿洲王国子合、南亚次大陆的婆罗门、塔里木盆地北沿的焉耆国的使者,透露了出使原因及经过高昌往返于柔然汗国的路线。公元5世纪下半叶,送使文书所出的高昌,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

中古早期,中国南方社会、文化及政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以苗瑶语为主的土著族群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所进行的华夏化,这方面留下史料最多的是长江中游的所谓蛮族。深入观察诸蛮社会华夏化的历史过程,会发现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多样性极端突出的诸蛮族群,都经历了在"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艰难选择,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土著族群被吸纳进华夏政权的政治秩序之中。南方各土著族群的华夏化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这个政治过程通常都与华夏政权的国家意志和利益紧密相关。因此考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角色,是解释南方社会历史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

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

女真人在推翻契丹王朝之后,仍长期保留辽上京的旧称,而作为一国之都的金上京会宁府,却一直被称为"御寨",直至建国20多年后才有京师名号和州府名称,以致后人往往将辽上京与金上京混为一谈。金初的"御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都,都城的政治功能相当弱化,由于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没有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再加上四时迁徙的捺钵遗俗,注定了女真式"御寨"无法发挥汉式国都的重要作用。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是女真政权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态。如果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北方民族政权,要理解这段历史也许并不困难。

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文帝即位之初,为削弱淮南国、齐国等王国势力,以防范和排抑功臣侯集团为名,首先在淮南国推行“易侯邑”政策,不久又发布“令列侯之国”诏,使淮南王舅父赵兼远离淮南而就国周阳。继而又在齐国推行同样政策,使齐哀王舅父驷均和齐悼惠王十子都离开齐国,分别居于济北、济南二郡。通过这一举措,文帝成功地将淮南王、齐王之子弟、外戚调离王国,置于汉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从而分散和瓦解了这两支威胁最大的王国势力。

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

太平天国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故民国以后,太平天国民族革命史观得到了广泛认同。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股"曾国藩热"又开始兴起,有关曾国藩的评价成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纷争的焦点之一。曾国藩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承认,一方面是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立场转变造成的,另一方面与3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虽然国民党有意识地继承了曾、胡的文化立场,但同时仍以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并坚持其传统的太平天国史观。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纠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至于国民党有意淡化它的民族革命传统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则已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

未央宫四殿考

《史记·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汉书·高帝纪下》系此事于七年（前200）二月。文中提到的武库、太仓不在未央宫中，东阙、北阙在宫门之外，宫中建筑只有前殿。这当然是约略言之。

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

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体制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传递、政令颁行的控制而展开。各类情报资讯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行政网络、控御网络,其流向则反映着政治秩序的特定格局。作为信息、政令的主要承载物,官方文书的通进、处理方式,关系着帝国的日常统治、官僚体制的实际运作。本组笔谈以宋代为主要研究时段,对唐代情形间有涉及。作者观察的角度虽不尽相同,却共同关注与信息沟通及文书制度相关的运行"路径"与演进"过程"。目前的研究虽然尚属"点"状,但这种集体性的"再出发",开启着学界深入对话的可能。

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

《汉书》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曾向会稽地区大规模移民。这在中国移民史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中,都是一项重要事件。前人研究一向认为《汉书》的记载有误,事实上并不存在此事。然而,厘正相关史料,《汉书》所记元狩四年徙民会稽事确实可信。从地理条件方面讲,会稽亦比同时接纳受灾移民的陇西等各地更为适宜。瓠子河决造成的持续水灾,是促使朝廷移民的直接原因。而移民会稽的深层动机,除徙民实边,以抵御越人侵袭的因素外,则有通过移民会稽来巩固东南边防的战略意图。

文化整合与吐蕃崛兴

流传至今的吐蕃先祖神话和王朝成立前的历史,几乎都是松赞干布时代编写或借助本教进行改造的产物。松赞家族自其父祖开始统一事业,至松赞本人建立强大的君主集权,迫切需要树立政治正统,进行文化整合,强化族群认同;波斯宗教传入与本地信仰结合形成系统化的本教,适应了吐蕃社会的这种要求,从而成为松赞干布及其父祖战胜传统、凝聚族群的新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

张芝“匆匆不暇草书”本义辨说

东汉张芝的"匆匆不暇草书"一语,后人主要有两种解释:大多数人的主流看法,认为它是指因时间仓促而来不及或顾不上用草书字体书写;另有一小部分人则认为它是指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先起草稿而直接写信,与使用哪一种字体并没有直接关系。本文研究认为,乃是由世人特地将张芝之书法墨迹冠以"匆匆不暇草书"一名,即人们借用张芝本人在书信中这一句很普通的客套话,从中引申出特定的语义,用以称颂这位"草圣"的书法。

跋绍良先生旧藏无著盦辑校《草窗词》

清末朱祖谋校刻的《草窗词》,是传世周密词集校勘最为完善的版本,可是当时刷印很少,传世极罕。本文系为周绍良先生旧藏朱氏无著盦辑校《草窗词》所撰写的跋语。《洲渔笛谱》应属周密手定词集,而《草窗词》乃是"后人掇拾所成"。由于《草窗词》较《洲渔笛谱》多增一些篇目,加之传世《洲渔笛谱》在明朝即已有缺落,因此,要想为周密词编纂一部好的定本,只有将《草窗词》与《洲渔笛谱》合并为一书,并出校注,这正是朱祖谋校刻这部《草窗词》所做的工作。

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

成书于西周的文献中多次言及"夏"与商革夏命,说明"商之前存在夏"的认识在西周时期已是常识,这是中国史学家,包括对经书所载古史系统予以严厉批判的"古史辨派"学者多不怀疑夏的存在之根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1928年殷墟发掘后,中国老一辈历史学家即已在多种论著中明确表达了希望通过考古学来寻找夏人活动遗迹的愿望,说明中国历史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是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1959年,徐旭生据文献所载夏人都邑所在区域而对"夏墟"进行的考察,正式揭开夏文化考古探索实践之序幕。二里头遗址位于文献所指夏人活动之中心区域,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聚落,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持续发展的同一种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至四期偏晚时遗址中出现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成汤灭夏之史事可相联系,说明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有较充足的根据。二里头文化有无文字与其所反映的这一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皆有待于考古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过程,说明文献史学与历史考古学在按各自学科领域学术规范作严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对接,是历史科学发展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