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的内在困境

宏观政策改革终究还是应该让总需求管理回到主要依靠价格参数调节手段的框架之下,把汇率、利率搞对,更多用市场兼容手段来进行总需求管理。

“一带一路”战略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经济学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推动力的理论解释,即经济增长。从西方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始,以威廉·配第、约翰·洛克以及大卫·休谟等为代表的早期思想家,就在各自的著作中对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探讨。自亚当·斯密始,经济增长正式成为各个经济流派、不同经济学者所醉心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学派,从奥地利学派到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萨伊、西斯蒙第、边沁、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门格尔、哈耶克、马歇尔、凯恩斯、熊彼得、斯拉法等等,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足迹。发展到当代,"经济学科学的中心问题不再是解释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市场化社会如何运作,而是解释理性行为人如何在其他个人遵循与自己类似行为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市场在交易中作出选择"(荣卡格利亚),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开始从一般到具体、由规则至行为进行演进。由此也使得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从一般的、静止的、微观的分析,转向动态的、综合的、人性的社会整体分析。经济增长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组成,也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社会指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从方式、速度、内容以及性质等方面,都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解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命题之后,关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学界、实务界以及其他社会群体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变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阵痛等,都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本期经济新常态专题,特别获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独家授权,在纸面媒体发表林毅夫、姚洋、周其仁、宋国青、卢锋等教授的真知灼见,同时也有王小鲁、魏加宁等著名专家的独特见解。我们谈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是基于中国国情,结合理论发展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判断。如林毅夫教授提出,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十几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由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克服存在的种种误区。姚洋教授认为,新常态下目前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创新思维运用于制造业。简单来说,走德国式创新之路,抓住可能的新科技革命的机会,推动中国制造业步入世界前端。周其仁教授提出,要用创新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而创新体现在社会各个方面。魏加宁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三种可能的预期,而要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长期增长,抓紧时间进行改革是不二法门。王小鲁教授提出,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解决失衡有助于推动经济长期内的增长。卢峰教授提出,"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产物,将对全球治理产生积极意义。宋国青教授分析了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认为将会有7%以上的增长率。本次专题由各位专家学者在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论坛以及全球创新论坛的发言组成,非常感谢上述论坛组织方对本次专题研究的支持。各位专家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的观点,本组文章版权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我们希望通过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解读,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讨论参与到本栏目中来。

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减速?

与全球经济类似，近来中国经济也出现增速持续减缓走势。受四万亿超常刺激措施作用，中国GDP同比增长率2010年l季度达到11．9％峰值，此后总体上呈现回调趋势。2010年4季度GDP增速从3季度9.6％回升到9．8％，此后7个季度持续下降。2012年前3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分别为8．1％，7.6％和7．4％。

卢锋:管好货币是治泡沫的对症药方

随着限购限贷这一极具争议的政策的退出,给宏观调控与市场改革如何兼容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角度。常年关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理念变迁与实践探索的卢锋教授,试图从双限政策退出这个节点,树立出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

资本账户应优先开放

直面现实新挑战，中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更优先位置，同时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呼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中国的影子银行会成为另一个次债?

最近几年中国的影子银行或信托融资业务快速发展,反映了利率市场化的实际表现,不过这些业务的潜在风险也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硬着陆的担忧。向公众销售理财产品的信托融资和由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委托贷款两种融资方式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尽管个别违约可能会引发广泛的赎回,但中国的信托融资尚不致形成"资产价格下跌—不断恶化的资产负债表—被迫抛售资产"之间的恶性循环。中国的影子银行也还不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完善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测量中国

通过选择宏观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消费的若干基础性指标,系统观察中国在这些指标上的全球总量占比和增量贡献比,文章对中国经济相对体量及其成长前景加以估测。基本观察结果显示,中国现阶段经济相对体量可用"人均量较小,总量较大,增量很大"概括。定量指标刻画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构成中国重新审视对外经贸政策和战略思维的现实背景。

2016经济调整攻坚之年——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国政府定调年度经济政策的常规性会议,然而此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却不同寻常。就借助市场机制完成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的要求而言,新的改革组合措施势在必行。结构性改革会伴随阵痛,然而将为中国经济新周期、新结构的"浴火重生"奠定基础。2016年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双重调整的攻坚之年、阵痛之年、谋求突破并最终走向决胜之年。

中国增速“破八”不足虑

日前中国统计局公布,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8%。这是中国1999年以来年度GDP增长率第一次低于8%,也是1998年以后最低年度增长率。这个简单的事实对比,或许会引发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偏于悲观的推测与联想。

客观看待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演变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一个特征性现象,是粮食安全之忧会周期性演变成热议问题。近年中美关系积累矛盾释放伴随外部环境变化,今年新冠疫情全球流行一度引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最近国内粮食市场与政策调整伴随国有部门夏粮收购下降,另外国家最高领导人再次严肃强调杜绝餐饮浪费倡导节约粮食,多方面因素叠加作用下公众与学界对粮食安全关注度显著升温。

“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

作为东亚与欧洲"中间广大腹地国家"共同谋求发展的宏大规划,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广泛系统的合作内容。"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出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新思路,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现阶段生产能力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开放宏观经济领域拥有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靠得力的合作发展伙伴,中国也将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而获得广泛利益。

“一带一路”的影响、困难与风险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创主推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更加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谋发展的目标指向,传递出通过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块＂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政策思路,动态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良性互动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重内涵与双重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2017年定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结合实际经济情况深化对这一决策客观依据与科学内涵的认识,进一步把政策着力点聚焦到体制性机制性改革创新上,使其更好发挥引领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的政策主线作用。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经济环境三重调整的政策选择内外现实经济环境的演变调整。

“南猪北养”利与弊

纵观2014年-2018年生猪生产政策调整,一直包含加强环保风暴和区域布局调整两方面相互联系和支持的内容。进一步观察政策内容演进,前两年重心较多指向加强排污监管的环保风暴。以2016年《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为标志,推进“南猪北养”区域布局调整重要性明显上升,其设计意图之一也是要保障环保风暴强监管措施更好实现长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