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影响机制探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鉴以往经典相关理论,尝试探讨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作用途径之一是信息获取机制。进一步使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CMP)控制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较为稳健。同时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不利于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还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世代的健康效应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的健康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利于缩小健康不平等。研究结果对于在互联网时代和"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背景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和缩小国民健康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工作抑或家庭: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

在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宏观背景下,性别红利既是女性赋权和女性潜能发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人口红利,同时也被看作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尝试从当下工作家庭复合场域中多重角色叠加的视角,全方位地审视和理解性别红利所固有的理论内涵及其特殊的表现形式。研究发现,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性别红利的多重角色主要来源于宏观社会期望、中观两性关系和微观自我认知三个维度,其中社会角色期望的刻板固化、两性角色博弈的事实冲突和自我角色协调的转换失灵,是影响当下性别红利释放的三大机制。为此,释放性别红利不仅在于从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微观层面上辨析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主要因素,更要通过宏观层面适宜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多重角色,进而充分获得性别红利带来的社会经济效应。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健康老龄化影响机理探究--基于CLHLS2018年数据

基于老龄健康理论研究最新文献,使用分层模型和CLHLS2018年数据探究农村老年人健康老龄化影响机理,并讨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农村健康老龄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健康老龄化受到个体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个体内在因素主要包括农村老年人的流行病学因素、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及累积因素;而外在环境因素中除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外,城乡发展不平衡和老龄政策也是重要形塑因素。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强农村老龄健康促进顶层设计、提升农村老年人内在能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来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时期-队列分析

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利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出生地信息具有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口径的研究视角,应加强迁移流空间扩散趋势、双向迁移流的存在条件与因果机制等研究。

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

数字技术的创新与社会化应用是人类未有之技术变革,在中国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其中电商是数字技术变革在当下的典型形态之一。既有研究认为技术变革的总效应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关注数字技术变革初始阶段对发展机会的影响,聚焦最不可能获得新发展机会的贫困乡村数字技能弱势农户的发展机会,研究发现,顺着数字技术变革的自然逻辑,电商技术在乡村的确制造了技术门槛,带来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但有利的乡村内部社会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自然逻辑的消极影响,为数字技能弱势农户提供发展机会,甚至缩小其过去累积的贫富差距。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经由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

工作抑或家庭: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

在理想的生活世界中,工作和家庭理应是每一个体伴随日出而作与日落而息的自然场域划分,并不形成矛盾。然而事实上,如何化解工作家庭冲突,形成工作家庭平衡,获取工作家庭增益已经成为困扰劳动者,尤其是已婚已育女性的现实难题,同时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上看,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的学术转向,不仅意味着从年龄结构关注到性别结构,更需要从工作家庭实践中去观察与理解女性劳动参与率走低,职业发展瓶颈与性别赋权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