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铃薯历史札记

本文站在语文学的立场,试图澄清中国马铃薯历史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是在18世纪下半叶成功引种马铃薯的。日本的引种时间在1777~1786这十年间,地点是长崎,叫名为jagatala-imo。中国的最早记载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房县志》的“洋芋”。豆科植物土圞儿(Apios fortunei Maxim.)梁汉人称为“黄独”,唐代称为“土芋”、“土卵”,昌平宋志称为“土豆”,元代嘉定一带人工种植的两个品种则称为“香芋”和“落花生”。有些中国学者把明代徐渭《土豆》诗所描写的对象视为马铃薯,并推断京津地区为亚洲最早见到马铃薯的地区之一。这跟 1813年日本学者栗本丹洲试图把汉语文献中的“香芋”跟马铃薯联系起来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把豆科植物误当成茄科植物了。荷兰人史初一1650年造访台湾后所写的报告在物产中提到了potato。泰诺语指番薯的batata于16世纪借入欧洲各语言后有bataat, patata, pattattesen, piltata, potato等种种变异形式,一开始指的是番薯,但许多语言(如英语)后来也用这个词指随后引入的马铃薯。本文从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等方面断定史初一在台湾所见实为番薯,台湾迟至日本殖民时期(1895~1945)才开始种植马铃薯。最早出现“马铃薯”一词的文献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松溪县志》,不过指的是黄独(Dioscorea bulbifera L.)。日本学者小野兰山误以为是马铃薯,于1808年引进日语,作为jagatala-imo的别名。这一误会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使得中外许多学者都把《松溪县志》作为最早记载马铃薯的中文文献;一是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把“马铃薯”从日语借回到汉语,并很快成为指称马铃薯的正式用词。对汉语而言,“马铃薯”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而非“原语借词”。

从语言特征分布图到方言分区图——以沂南方言为例

为了有效地进行方言分区,必须选择适当数量、能较好反映地理差异的语言项目,在语言特征分布图的基础上绘制同言线并进行综合分析。论文以沂南方言的分区为例,详细展示了这一过程,并用MEGA软件所生成的聚类树进行检验,指出语言项目如何权重是方言分区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汉语词汇地理学的一般程序 ——以“冰雹”的研究为例

方言地理学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重视,而全国性的汉语方言地图集也迟至2008年才首次出版。本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LACD)词汇卷007图(冰雹)的研究为例,具体阐述进行汉语词汇地理学研究的一般程序(描写性地图的绘制;解释性地图的绘制;解释性地图的进一步解释),并归纳出4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文献考证法;空间分析法;外部解释法)。本文对“冰雹”的个案研究在程序和方法上都具有典型性,可作为开展基于LACD的汉语词汇地理学研究的样例。

上犹客家话音系

本文描写江西省上犹县客家话音系,通过声学分析揭示其一级元音和单字调的格局,并列出同音字汇。

铜鼓客家话音系

本文描写江西省铜鼓县客家话音系,归纳其音韵特点,通过声学分析揭示其一级元音和单字调的格局,并列出同音字汇。

古全浊声母今读的聚类分析和主坐标分析

以26个汉语方言点古全浊声母的今读为样品,用NTSYS进行聚类分析和主坐标分析,并讨论相关的问题。结论是:(1)聚类分析结果不一定能直接作为一种合理的分类方案;(2)古全浊声母演变的特定方式跟大方言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3)汉语方言基本特征库建设的困难主要在于转写特征时如何保证足够的专家干预以及设计特征时如何把表面相似现象分开。

保留入声的汉语方言

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013图介绍930个汉语方言点保留入声的情况,并绘制必要的方言地图。官话多数方言的入声已消失,但保留入声的方言也超过了四分之一数,主要集中在晋陕官话、江淮官话和部分西南官话。南方方言中,粤语、闽语、吴语、客家话入声都保留得比较好,赣语和湘语则有所落差。保留入声的汉语方言,多数尚能同时保留入声韵尾,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韵尾的方言已经很少,湘语则完全失落。从入声和入声韵的演变情况看,湘语是南方方言中最为创新的一支,跟西南官话的表现非常接近。

晋陕甘宁部分方言古全浊声母的今读

晋陕甘宁部分方言古全浊声母无论平仄今读皆为送气清音。本文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039图介绍这些方言的地理分布,绘制必要的地图,并讨论这类方言对如何选用汉语方言分区标准所带来的影响。

吴语的“鲎”(虹)

吴语谓虹为"鲎"。本文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006图绘制出"鲎"(虹)的地理分布图,确认把"鲎"(虹)视为吴语的特征词之一是恰当的,并进一步梳理文献,指出"鲎"(虹)的本字是"雩"。《六书故》(南宋)的"越人谓虹为鲎"就词源而言来自《尔雅》注"虹江东呼雩"(东晋)、《集韵》"吴人谓虹曰雩",不过戴侗时代吴语的"雩"已因经历语音演变而"脱胎换骨",从而造成了"词源中断"(de-etymologisation)现象,所以人们才用同音的"鲎"字来记录。关于河北和湖北浠水的"鲎",论文指出前者乃误解文献所致,后者则可能跟吴语"鲎"的溯江扩散有关。

汉语方言里的马铃薯

本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LACD)词汇卷016图为依据,在梳理本字和若干方言语料的基础上,把930个汉语方言点马铃薯说法的词形重新分为7大类(“芋”类、“薯”类、“土豆”类、“山药”类、“地蛋”类、“蔓菁”类和其他类)70小类,绘制必要的方言地图,并结合地图讨论若干相关问题。主要的结论有:1) “芋”类词形的分布区域最广,方言点数最多,内部的小类也最多。“芋”类词形的东西两个扇形分布区域并非扩散关系,而是独立发展的结果。其中西部扇形区的核心地带(川渝鄂陕交界地带)是历史上最早引种马铃薯的地区,时间是18世纪末叶。把云南视为中国马铃薯引种的起源地证据不足。2) “荷兰薯”是随着19世纪初澳门引种马铃薯出现的说法。“马铃薯”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与“马来”无关。使用“马铃薯”词形的地方引种马铃薯都很晚甚至不种马铃薯。3) 指马铃薯的“土豆”最早出现在东北,直接借用了指土圞儿的“土豆”,并扩散到京津地区和河北、河南。4) 文献中的“回回山药”或“回子山药”指的是番薯,而不是马铃薯。5) “山药蛋”、“地蛋”一直是地区性的叫名, 但“洋芋”、“荷兰薯”历史上都曾进入过通语,只是没有扎根,后来被“马铃薯”和“土豆”所替换。6) 在两种词形交界的地带,往往会出现词形的兼用和截搭现象,例如苏北、鲁西有“地蛋”、“土豆”的兼用,也有“地豆”这种截搭形式。

说“冰雹”

汉语指称雹子的“冰雹”一词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其连续分布区是一个略呈马蜂形的东北–西南向宽带。这种特定的地理分布格局跟“冰雹”一词的形成有关。在马蜂形宽带的南边,是“雹”或“雹子”一类说法的连续分布区,北边则是“冷子”一类说法的连续分布区。“冷子”是“雹(子)→冰蛋子→冷蛋子→冷子”这一词汇替换演变的结果。因此“冰雹”一词是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冰蛋子”和它南边的“雹(子)”两种词形互相接触所产生的混合词形,这就解释了为何会在长江中下游出现东北–西南向的“冰雹”带状分布区。

北方官话和东南诸方言——词汇语法“基因”的透视

汉语方言的一个最明显的分野是北方官话和东南诸方言的对立,即南北对立。本文从《汉语方言地图集》的词汇卷和语法卷选取16个项目,模拟DNA序列用MEGA (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alysis 分子进化遗传分析)软件对930个汉语方言点的这16个项目的特征序列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只选用词汇、语法项目也能大致看到南北对立,说明在汉语方言的分区工作中引入词汇和语法标准是有意义的。当然方言学里的所谓“特征序列”并非真正的DNA序列,而用MEGA来进行大样本计算时,自展值低也是正常情况,重要的是从中观察进化树所体现的分组趋势。

界定吴语区的同言线束

本文立足于吴语的区别性特征,从《汉语方言地图集》选取6幅方言地图,在对所涉语言项目的种种变异形式进行两分的概括后分别绘制出同言线地图,并将它们综合在一起,从而呈现出可以用来界定吴语区的同言线束,最后还通过同言线和高程模拟的综合来观察各同言线对中心区的偏离程度。选取的6幅方言地图分别为:1) 语音卷039图(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2) 语音卷099图(桶特字的声母);3) 语音卷201图(打特字的韵母);4) 词汇卷006图(虹);5) 词汇卷071图(屎);6) 语法卷028图(不明天我~去)。

海口方言里的/x h O/声母

海口方言的/x h ?/均可构成最小的语音对比,必须分立为不同的音位。/x h ?/的语音差异不仅在听感上是可辨的,在语图上也有显著的区分。

汉语方言里的西红柿

西红柿大约于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两广地区,并向若干地区传播,不过种植并不普遍,或作观赏或作药用,叫名也比较统一(六月柿、番柿)。西红柿作为一种蔬菜在中国得到推广种植是很晚的事情,仅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现代汉语方言指称西红柿的优势词形为“番茄”、“西红柿”、“洋柿(子)”。“番茄”是随着五口通商(1842)而新生的叫法,属于学人的知识创造,主要通行于广大的南方地区。“西红柿”则是同时期产生于京畿地区的新词,湘赣闽地区晚近引种西红柿后也接受了这种说法。“洋柿(子)”是晚清时期东北地区从俄罗斯引种西红柿时兴起的叫法,在北方地区颇成势力,亦有种种变异。此外,闽台地区的“柑仔得”、“柑仔蜜”也颇值得注意,它们是菲律宾他加禄语kamatis的音译及流变。

汉语方言里的拾取义动词(上)

本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47图'捡'的研究为例,说明词形的恰当分类依赖于本字考证工作的深入,只有把词源梳理清楚了,才能准确地描述词语之间的历史关系,解释性地图的绘制和分析才不会走向歧途。本文的研究可以充分说明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必须注意调查和研究的系统性,而基础性的方言地图集则必须是纯描写性的;百业待兴的汉语方言地理学依然任重道远。

汉语方言里的拾取义动词(下)

本文以《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147图'捡'的研究为例,说明词形的恰当分类依赖于本字考证工作的深入,只有把词源梳理清楚了,才能准确地描述词语之间的历史关系,解释性地图的绘制和分析才不会走向歧途。本文的研究可以充分说明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必须注意调查和研究的系统性,而基础性的方言地图集则必须是纯描写性的;百业待兴的汉语方言地理学依然任重道远。

汉语方言里的寻找义动词

汉语方言寻找义动词的主要词形为'寻'和'找',它们的地理分布很有特点。'找'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南的广阔地区,而'寻'则在'找'分布区的东南、西北两翼。这种分布格局和明代中期北京兴起的新词'找'向东北和西南方向扩散,占据了大片'寻'的地盘有关。寻找义的'寻'兴起于汉魏,南北朝时期已成为汉语口语里寻找义动词的主要词形,目前东南、西北两个侧翼的'寻'实际上是被'找'冲击后的残留区域。太行山、长江在阻挡'找'向西、向南扩散上起了明显的作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分布区东南部分的两个创新带。其内侧为已被'寻'从中间冲开的'攞',外侧东段为已被'讨'分割成两段的'(扌罪)'(见于沿海闽语),西段为'揾'(见于粤语)。'(扌罪)''揾'之间也有一个楔形的'寻'分布区,与冲开'攞'分布区的'寻'连成一片,说明'攞''(扌罪)''揾'都是外围区较早发生的词汇创新,而打断'(扌罪)'连续分布的'讨'则是部分闽东方言的晚期词汇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