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内胆管癌外科治疗及转化治疗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是一种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的原发性肝癌,其发病隐匿,恶性程度高,缺乏有效治疗方法。根治性手术切除是目前可能治愈ICC的唯一治疗手段,手术方式选择、切除范围、淋巴结清扫等对于改善病人的长期预后意义重大。部分局部晚期病人可以通过多维度的转化治疗降期后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其中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靶向治疗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ICC转化治疗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ICC外科治疗及转化治疗的理念和手段不断发展更新,其治疗模式也转变为以外科手术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治疗。然而,一些争议问题仍需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进行验证以达成共识,从而规范治疗体系,改善病人总体预后。

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下早期及局部进展期肝内胆管癌诊治的研究进展

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作为原发性肝癌的一种类型,其发病隐匿,进展迅速,恶性程度高,多数病人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阶段。根治性手术切除目前仍是可能治愈ICC的唯一手段,然而病人术后生存期短,预后差。近年来,ICC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诊疗模式已转变为以外科手术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这有助于改善病人的总体预后。此文将结合当前ICC诊断与治疗的热点问题,探讨当前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下早期及局部进展期ICC诊治的研究进展,并对其未来的诊治理念进行探索与展望。

外科治疗门静脉高压症手术适应证的初步探讨

目的探讨在不同条件下，合理选择门静脉高压症的手术方式。方法分析了1991～2002年12年间收治的508例门静脉高压患者，其中行断流术256例，门体分流术167例，选择性分流术62例，断流术加分流术11例，肝移植9例，肝癌合并门脉高压症手术3例。结果门体分流术中吻合口径在8～12mm组术前自由门静脉压力（free portal pressure，FPP）显著高于其它组（P〈0．01），术后FPP下降也较其它组明显（P〈0．01）。断流术、门体分流术、选择性分流术、断流术加分流术、肝癌合并门脉高压手术后再出血率分别为21．09％（54／256）、13．77（23／167）、11．29（7／62）、36．36％（4／11）和100％（3／3），肝性脑病的发生率分别为3．91％（10／256）、9．58％（16／167）、4．84％（3／62）、9．09％（1／11）、100％（3／3），手术死亡率分别为5．49％（15／256）、4．22％（7／167）、4．84％（3／62）、9．09％（1／11）、66．67％（2／3）。肝移植手术死亡率为22．22％（2／9）。结论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的不同术式各有优缺点，应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审慎选择。断流术是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的主要方式。门体分流术吻合口径限制在6～8mm为宜，肠腔侧侧分流术为常用术式。选择性分流术是一种较理想的术式，但技术难度较大。断流术加分流术对病人打击较大，应视病人肝功能状况审慎选择。肝移植术的远期疗效较好，但是在我国还没有被当作首选术式。肝癌合并门脉高压时，应该综合评估肝功能状况，审慎选择只进行肝癌切除术或者同时手术治疗门静脉高压症。合并腹水的门脉高压症患者在肝功能和一般情况允许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小口径（6～8mm）的门体分流术治疗。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上消化道大出血经积极内科保守治疗无效者，应积极采用对病人打击较小的断流术进行治疗，如果病人肝功能和全身情况允许，也可审慎地选择分流术。

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再次肝切除的疗效分析

目的 验证再次肝切除术在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术后复发患者中的有效性,并探究影响术后疗效的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19年6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因初次肝切除术后肝癌复发而再次行肝切除术的肝癌患者(再次肝切除组,n=50)的临床资料,并收集同期因肝癌术后复发行射频消融治疗(消融组,n=48)、同期行初次肝切除术治疗(初次肝切除组,n=50)且一般资料相近的肝癌患者作为对照,探究再次肝切除术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并通过Cox多因素分析探究再次肝切除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 与初次肝切除组比较,再次肝切除组无瘤生存时间(18.5个月vs 24.1个月,χ^(2)=0.111,P=0.56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消融组比较,再次肝切除组的无瘤生存时间(18.5个月vs14.2个月,χ^(2)=4.403,P=0.040)及总体生存时间(25.8个月vs 21.2个月,χ^(2)=4.487,P=0.032)均更长。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复发时间(P=0.021)、有无卫星灶(P=0.022)、微血管侵犯(P=0.033)及肿瘤分化程度(P=0.039)是再次肝切除患者无瘤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而Child-Pugh分级(P=0.030)、肿瘤复发时间(P=0.032)、微血管侵犯(P=0.021)是再次肝切除患者总体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Cox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复发时间(P=0.012)、微血管侵犯(P=0.046)及卫星灶(P=0.050)是再次肝切除患者无瘤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Child-Pugh分级(P=0.015)和肿瘤复发时间(P=0.015)是再次肝切除患者总体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肝癌术后复发再次肝切除术的有效性与首次肝切除术相仿,能够改善肝癌复发患者的预后;而肿瘤复发时间、微血管侵犯及卫星灶是再次肝切除患者无瘤生存时间的独立预测因素,ChildPugh分级和肿瘤复发时间是再次肝切除患者总体生存时间的独立预测因素。

上皮细胞黏附分子在肝内胆管癌病人中的表达及其与预后和肿瘤复发转移的关系

目的研究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在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病人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预后和术后肿瘤复发、淋巴转移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42例ICC病人的临床、病理及预后资料,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测定EpCAM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预后及肿瘤复发转移的关系。采用Pearson检验进行相关性分析,Kaplan-Meier法分析术后生存率,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生存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生存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在42例ICC肿瘤组织中,EpCAM高表达的比例为85.7%(36/42)。其中,EpCAM高表达病人术后肿瘤复发率在90.0%以上,并且EpCAM表达水平与淋巴转移存在明显的相关性(r=0.356,P=0.021)。此外,单因素分析显示:EpCAM高表达与EpCAM低表达的ICC病人比较,3年总生存率(30.6%比83.3%,χ^(2)=4.043,P=0.044)和3年无病生存率(16.7%比66.7%,χ^(2)=4.599,P=0.032)更低,5年总生存率(22.2%比83.3%,χ^(2)=6.355,P=0.012)和5年无病生存率(11.1%比66.7%,χ^(2)=7.006,P=0.008)也更低。多因素分析显示:EpCAM表达水平是ICC病人术后3年无病生存率(P=0.030)、5年总生存率(P=0.041)、5年无病生存率(P=0.019)的独立影响因素;EpCAM高表达的ICC病人术后3年复发风险高于EpCAM低表达病人[HR=4.902,95%CI(1.162,20.679),P=0.030],5年死亡风险[HR=8.069,95%CI(1.094,59.532),P=0.041]和5年复发风险[HR=5.594,95%CI(1.328,23.558),P=0.019]也高于EpCAM低表达病人。结论EpCAM在ICC病人中具有较高的表达水平且与术后长期生存、肿瘤复发及淋巴转移相关,可能成为潜在的协助ICC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的分子标志物,可作为病人术后肿瘤复发转移的预测指标。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的受体γ特异配体罗格列酮对肝星状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目的 研究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的受体γ(PPARγ)特异配体罗格列酮对肝星状细胞(HSC)PPARγ 表达以及对HSC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方法 设立空白对照组、3μmol L罗格列酮组、10μmol L罗格列酮组;分别 用RT PCR、Western印迹、免疫细胞化学方法检测PPARγ的表达;用Western印迹和免疫细胞化学方法检测α 平滑肌 肌动蛋白(α SMA)及Ⅰ、Ⅲ型胶原的表达;四甲基偶氮唑盐(methythiazolyltetrazolium,MTT)法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 仪分析细胞凋亡。 结果 10μmol L罗格列酮组HSC的PPARγmRNA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t=10.87,P<0.01), PPARγ蛋白表达也明显高于对照组(t=4.627,P<0.01);10μmol L罗格列酮组HSC的增殖活性显著低于对照组(t ≥5.542,P<0.01),其α SMA及Ⅰ型胶原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t≥4.627,P<0.01),其凋亡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χ2=16.682,P<0.01)。 结论 PPARγ特异配体罗格列酮通过增加PPARγ的表达,能够抑制激活的HSC表达α SMA及Ⅰ胶原,抑制激活的HSC增殖,诱导激活的HSC凋亡。

大鼠肝星状细胞系的建立及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目的 建立并鉴定肝星状细胞 (HSC)细胞系。 方法 采用肝脏离体胶原酶灌注消化及密度梯度离心的方法分离培养大鼠的HSC ;通过体外长期传代培养后建立 1株细胞系 ,应用细胞形态学观察、细胞倍增时间测定、细胞生长曲线绘制、染色体分析、双层软琼脂培养、免疫细胞化学检测、RT PCR检测、聚硅酮膜培养法观测HSC的收缩等方法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 结果 HSC细胞系已传了 78代 ,保持着肌成纤维样细胞的形态学特点。细胞倍增时间为 36 5h ;细胞的染色体众数 4 2条 ,为正常大鼠体细胞的染色体表型 ;双层软琼脂培养未见细胞克隆形成 ;免疫细胞化学检测表明 ,细胞系表达Desmin、GFAP、Ⅰ型胶原、Ⅲ型胶原、α SMA、iNOS、ICAM 1、TGF α ;RT PCR检测表明 ,该细胞系表达TGF β、ICAM 1;聚硅酮膜培养法显示 ,HSC细胞系能在ET 1作用下产生收缩反应。结论 HSC细胞系符合建系标准 ,是 1株新建立的大鼠肝星状细胞系 ,命名为rHSC 99,可作为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实验研究的模型。

计算机行肝脏CT断层三维重建及测量在肝癌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 探讨利用个人电脑及自行开发的软件对肝脏CT断层图像进行三维重建和测量及其在肝癌患者的临床意义。方法 术前对 46例行原位肝移植的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和 5例肝癌患者的肝脏CT断层图像进行三维重建和测量 ,术后与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切除的受体实测肝体积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对 46例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用本方法测得平均肝脏体积为 ( 983 .3 3± 2 0 6.11)cm3 ,同组实测平均肝脏体积为 ( 90 4.93± 2 0 9.5 6)cm3 ,二者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r =0 .969) ,本方法测值的平均误差为 8.66%。本方法三维重建肝形状与切除同例肝标本实际形状基本相似。可任意角度旋转来观察三维重建肝。可以在重建肝脏同时重建肿物。当肿物被周围组织遮挡显示不清时 ,可用半透明显示法对肝脏进行半透明处理。同时 ,可测定肿物的体积及预计肝切除后的预留肝量。结论 运用该方法在个人电脑上实现肝脏连续CT断层图像三维重建和体积测量准确性较高。对术前明确肝肿瘤范围 ,正确选择手术术式 ,预测手术进程以及对肝病患者的随访和疗效判定 ,活体肝移植供受体匹配选择都有一定帮助。

纤维胆道镜在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纤维胆道镜在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中的应用方法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00年10月～2005年12月178例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中纤维胆道镜取石的临床应用体会. 结果 全部手术均于腹腔镜下完成,术后放置胆道内置引流管、胆总管一期缝合107例,余71例放置T管引流,无一例中转开腹,胆道镜检查取石时间平均31 min（6～92 min）,162例肝外胆管结石均于术中成功取净,术后1个月经B超检查内置管组107例中104例已排出,3例经胃镜取出,107例胆道内置引流管者随访3～51个月,平均27.8月,无胆道残余结石及胆道狭窄.16例肝内胆管结石术后检查发现胆管残余结石5例,均为术中已知残余结石,术后6周经T管窦道1～3次取出. 结论 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中熟练技巧应用纤维胆道镜,能可靠彻底地清除肝外胆管结石,疏通主要肝管,为胆道探查术后胆总管一期缝合提供了安全保障.

利用质谱技术对肝癌组织中自然呈递的MAGE表位进行鉴定

目的:利用质谱检测技术和差异比较方法,对肝癌组织中自然呈递的黑色素瘤抗原基因(melanomaantigengene,MAGE)表位进行鉴定分析.方法:肝癌细胞和癌旁无瘤肝细胞取自同1例肝癌患者,弱酸洗涤法分离肝癌细胞和肝细胞表面所有肽段;利用表位预测法挑选出HLA—A2限制的MAGE-1,MAGE-3理论侯选肽作为质谱筛选目标;利用弱酸洗涤法从肝癌细胞和肝细胞表面分离肽段,这些肝癌细胞和肝细胞都来自同1例肝癌患者.然后用HPLC分离纯化这些肽段,并将二种细胞的各峰段(fractions)进行差异比较,挑选出肿瘤特异性的峰段进行质谱分析.结果:经表位预测,共选出80条目标肽.从肝癌细胞样品中检测出2条自然呈递的MAGE抗原肽:FLWGPRALV(MAGE-3271-279)和FPSLREAAL(MAGE-1294-302),他们分别来自HCC的峰45.246和峰34.801,m/z分别为1058.49和1003.62.结论:这是首次从肿瘤组织中分离、鉴定出自然呈递的MAGE抗原表位.本实验证实质谱检测法可以对组织中自然呈递的肿瘤相关抗原表位进行快速准确检测,而检测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对于表位的鉴定和肿瘤疫苗的设计部是非常重要的.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解读

我国是肝癌大国,全球每年一半以上的新发肝癌病例发生在中国。我国的肝癌患者有其自身的特点,多具有肝炎和肝硬化背景,这与肿瘤的治疗方式选择和预后密切相关。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1年发布了我国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1],倡导以外科为主的多学科联合的综合治疗。

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肝体积测量研究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 探讨用个人电脑及自行开发的软件对肝脏CT断层图像进行三维重建和测量及其在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术前对 46例行原位肝移植的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和 3 0例正常对照者的肝脏CT断层图像进行三维重建和测量 ,术后与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切除的受体实测肝体积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46例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用本方法测得平均肝脏体积为 (983 .3 3± 2 0 6.11)cm3 ,同组实测平均肝脏体积为 (90 4.93±2 0 9.5 6)cm3 ,二者之间呈高度正相关 (r =0 .969,P<0 .0 1) ,本方法测定值的平均误差为 8.66%。正常对照组用本方法测得平均肝脏体积为 (12 87.0 0± 96.18)cm3 ,与其身高、体重和体表面积之间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r值分别为 0 .845、0 .83 3和 0 .93 2 ,P<0 .0 1)。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肝脏体积与Child Pugh分级有关 ,C级患者肝脏体积明显小于B级者 ;也与血浆白蛋白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r =0 .496,P<0 .0 1) ,与总胆红素水平 (r =-0 .493 ,P<0 .0 1)及凝血酶原时间 (r =-0 .5 17,P<0 .0 1)呈显著负相关 ,与ALT值 (r =0 .2 0 6,P>0 .0 5 )、门静脉压力 (r =-0 .0 93 ,P =0 .5 3 9)及门体自然分流指数 (r =0 .0 44 ,P =0 .769)无明显相关关系。结论 运用该方法对肝脏CT?

人肝癌细胞系HLE细胞表面抗原多肽的纳升电喷雾串联质谱从头测序分析

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多肽能够被细胞毒T淋巴细胞特异性识别而引起免疫应答,因此有可能用于研制基于多肽的抗肿瘤疫苗.用弱酸将人肝癌细胞系HLE 细胞表面抗原多肽和人正常肝细胞表面多肽洗脱后,经RP-HPLC分离,选择HLE细胞表面特异性多肽进行纳升电喷雾串联质谱（nanoESI-MS/MS）测序,共测定5个色谱峰中的20个多肽序列,分子量分布范围为1000～2000 Da.借助MasSeq软件分析出其中12个多肽的序列.经数据库查寻,其中的3个肽段分别来自钙调节蛋白、核蛋白S19和伴侣蛋白10.这些多肽的生物学功能及与肿瘤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表明nanoESI-MS/MS是测定微量混合多肽序列的最有效方法.

合并门静脉血栓的肝病患者的肝移植方法及疗效

目的:探讨合并门静脉血栓(portal vein thrombosis,PVT)的终末期肝病患者的肝移植处理方法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自2004年7月至2008年2月完成的308例原位肝移植手术资料,总结PVT患者肝移植术中的处理方法和疗效。结果:全部308例患者中共有46例存在PVT,其中1级血栓11例,2级血栓14例,3级血栓18例,4级血栓3例。1级和2级PVT患者的门静脉未做特殊处理。16例3级PVT患者行取栓、血栓切除或内膜剥脱术,2例行静脉搭桥术。1例4级PVT患者应用曲张静脉重建门静脉,2例4级PVT患者行门静脉-下腔静脉半转位术。262例非PVT患者的围手术期存活率、1年存活率分别为91.6%(240/262)和80.5%(211/262),PVT患者的围手术期存活率、1年存活率分别为86.9%(40/46)和76.1%(35/46),两组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VT患者肝移植术后血栓复发率为4.3%(2/46)。结论:绝大多数PVT患者通过适当的处理可以成功实施肝移植手术,但门静脉系统弥漫性血栓形成的患者实施肝移植的疗效欠佳。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解读

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其中,肝细胞癌的发病率占比最高(75%~85%)。本文中的“肝癌”仅指肝细胞癌。2019年1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1],指导我国肝癌的诊疗规范和研究方向。近两年来,肝癌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和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结果层出不穷,在凝结了最新的循证学证据和专家意见后,2022年1月国家卫健委再次更新并发布《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2],并将名称由“规范”改为“指南”,现就新版指南的更新内容进行解读。

肝移植中肝动脉相关并发症的处理与结局

目的:探讨肝移植中肝动脉相关并发症处理的经验和结局。方法:回顾性总结2001年5月至2009年5月期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实施的570例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肝动脉重建的技术要点及其并发症的处理经验。结果:570例肝移植患者中发生肝动脉相关并发症者共18例,发生率为3.1%,其中11例肝动脉血栓形成、5例肝动脉吻合口狭窄、2例肝动脉吻合口破裂出血。18例中死亡11例,死亡率61.1%,其中,11例肝动脉血栓形成的患者中死亡7例,5例肝动脉吻合口狭窄的患者中死亡2例,2例肝动脉吻合口破裂出血的患者均死亡。11例死亡患者中,5例死于急性肝坏死或胆瘘引起的严重全身感染,4例死于胆道并发症和肝功能衰竭,2例死于肝动脉吻合口破裂出血。结论:保证供肝动脉的质量、选择恰当的肝动脉重建技术是肝移植中预防肝动脉相关并发症的关键,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早期积极的溶栓、介入或再行肝移植治疗可改善移植物和患者的预后。

肝硬化大鼠门静脉高压症不同手术方式对其肝脏的影响

目的:评价门奇断流术(PAD)、肠腔分流术(MCS)、远端脾腔分流术(DSCS)对门体分流率(PSS)、肝脏功能、线粒体功能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为合理选择手术方式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用CCl4/乙醇诱导大鼠肝硬化门脉高压症模型,观察了不同术式(MCS、DSCS、PAD)的死亡率及手术前后肝功能、门体分流率(PSS)、肝细胞线粒体功能和超微结构及肝组织SOD活性、巯基水平、LPO含量的变化,并探讨了线粒体功能与抗氧化能力的内在关系. 结果:肝硬化门脉高压时,PSS远高于正常,肝细胞线粒体功能、抗氧化能力均下降;肠腔分流(MCS)组术后肝细胞线粒体功能、抗氧化能力进一步下降且恢复慢;选择性远端脾腔分流术(DSCS)组和门奇断流术(PAD)组的上述指际变化小且恢复较快,其中DSCS组恢复更快且死亡率低. 结论:选择性分流术(DSCS)

单中心565例肝移植病例分析

目的:总结肝移植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探讨进一步提高肝移植疗效的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565例原位肝移植患者资料,统计患者生存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565例肝移植患者的随访时间为3～104个月。2000年5月至2003年12月完成的171例患者术后1个月、1年、3年、5年的存活率分别为87.8%、73.2%、60.2%、57.7%;2004年1月至2009年1月完成的394例患者术后1个月、1年、3年、5年的存活率分别为91.2%、84.9%、69.2%、66.1%,存活率显著提高;良性肝病患者术后1年、3年、5年的存活率分别为83.3%、79.8%、78.5%;肝癌患者术后1年、3年、5年的存活率分别为78.4%、49.1%、45.1%。肝移植术后早期因腹腔内出血接受二次手术、血管性并发症、严重感染、急性肾功能衰竭、移植物原发无功能的发生率分别为1.1%、1.6%、13.6%、7.4%、1.2%。术后的远期并发症主要有:肝癌复发、胆道并发症、乙肝复发、新发恶性肿瘤、移植物慢性失功能、慢性肾功能损伤等,发生率分别为40.3%、6.7%、2.1%、0.9%、0.9%、1.1%;其中,符合和超出米兰标准的肝癌患者的肝癌复发率分别为8.1%和62.5%,所有肝癌复发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9.6个月。结论:肝移植是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措施,在供肝短缺的情况下,应优先将供肝分配给良性肝病患者和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癌患者。

肝内CD68阳性细胞及TNF-α在慢加急性乙型肝炎肝衰竭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目的通过研究肝内CD68+和TNF-α阳性细胞的表达,来探讨它们在乙型肝炎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乙型肝炎ACLF患者、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及正常对照人群肝内TNF-α的表达以及其分泌细胞CD68+细胞的数量。结果ACLF患者肝内TNF-α阳性分泌细胞平均数为90/高倍视野(hpf),明显高于CHB患者及正常对照组(分别为12/hpf和5/hpf),差异均非常显著(P<0.001);ACLF患者肝内CD68+细胞平均数为94/hpf,明显高于CHB患者及正常对照组(分别为48/hpf和15/hpf),差异均非常显著(P<0.001);TNF-α阳性分泌细胞与CD68阳性细胞数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r=0.866,P<0.001)。结论乙型肝炎ACLF患者肝内CD68+细胞数量明显增加,其分泌的TNF-α也明显增加,推测TNF-α可能参与了乙型肝炎ACLF的发病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