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律制度的源泉问题研究——从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社会学的视角分析

对制度的分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另一种是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关于制度是怎样生成的的问题,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两个看法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的人的良心和善对制度生成的作用,而后者关注个人追求自己利益行为的结果,不太强调人的良心和善对制度生成的作用。人认知这种行为并赋予某种意义才产生制度,而这种人的认知是受到社会规范或另一制度的影响的,因而制度的源泉为社会规范。公司法制度的价值也是根据社会规范性的不同而不同的。

美国和日本公司治理主权模式的法律和制度特点

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分为股东主权模式和利益相关者主权模式。前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后者是以日本和德国的公司治理为代表的。美国董事等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最终还是向股东履行的,而日本董事会实际上是对公司承担责任而不是对股东承担责任。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的根源需要通过对社会规范、文化等更深层面的问题的探讨才可以找出答案。

日本公司治理变迁的背景

各国都进行了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作为组织的公司是嵌入在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因此,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环境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司的活动也会影响社会。日本公司治理的改革和国内的社会动态有关联性,此外,它与国际化潮流也有关联性。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接近可能是国际化潮流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当把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置于国际化潮流的大背景中。

公司组织内部各机关的认知结构

公司组织内外部的行为主体拥有的认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对公司的角色期待;另一种是公司对角色期待的认知。公司内部成员如何认知公司制度或公司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公司治理制度的改善需要从认知的侧面分析研究,内部公司治理制度完善方面要注意监督主体、管理主体、参与决定的程序、决策主体、选任主体等问题的分析。

对公司决议效力的一些思考——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在整体上是系统性解释《公司法》的序列文件,目前尚未正式颁行。该司法解释充分吸取司法实务中的经验,经过长时间的精心论证,侧重于解决公司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该项司法解释文件在阐释《公司法》相关规定以及填补制度空白方面臻于至善,进一步统一了部分类型的公司诉讼案件的裁判标准,大大促进了《公司法》对公司组织活动的指引和执行规范效能。当然,该司法解释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本文主要就该司法解释中"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效力"诉讼,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希望对之后的法律修改有所裨益。

论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之价值

现代民事执法采社会本位乃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为各国民事执行立法所估证。而社会本位之民事执行法自然应以社会效率(效益)、实质正义、社会和谐为基本价值取向。

国民性、资本市场与法律的深层结构--民众的“好赌性”与市场调控法则

如同制度变迁始终存在路径依赖一样,市场的发展也存在路径依赖。"好赌"的"国民性"表明,中国资本市场有其内在逻辑。这是我们按照英美规则,构建资本市场法律结构时易被忽略的知识。中国有关资本市场的法律结构未能充分考量资本市场的功能区隔问题,过分关注公开型资本市场的规则建设,忽略闭锁型资本市场的开发。依托文化解释的逻辑和资本市场的功能逻辑,从总体上反思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和市场规则的正当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发现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发现资本市场法律的意义和未来。

日本教育不公平问题分析

教育不公平现象在日本社会比较严重,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可以分为机会的不平等和实际的不平等,而日本的教育不公平主要是由于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实际的不平等造成的。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与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因此,为了防止类似于日本情况的产生,中国要关注以上的两种不平等导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任何一个都不能忽略。

对董事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的渊源分析

当事人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容易导致董事的忠诚义务的形成,忠实义务等董事的义务的产生与一方拥有权力而另外一方相对没有权力的情况有关,但是其更重要的原因是委托人对受托人产生的信赖。美国的董事承担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的渊源是受托义务,日本则是委任合同,两者有所不同。信托理论能更好地说明忠诚义务产生的原因。而与信托理论相比,委任理论对信赖的保护的必要性程度相对比较低,委任理论只能说明注意义务的产生。

信托基金模式在生态园行政管理中的引入——美国旧金山普雷西迪奥信托基金模式及启迪

目前,中国的生态园治理模式采用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由于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利益、问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生态园管理效果一直不明显。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美国运营良好的旧金山普雷西迪奥公园的信托基金管理模式,该模式是兼具公法行政力和私法经营权的混合管理模式,能够调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也满足公共需求,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到平衡,解决行政管理僵化,成本高昂的问题,可资借鉴。

论民事执行和解司法审查的本质、功能与效力

民事执行和解在实体上可以产生消灭实体法律关系和中断申请执行时效的效力,在程序上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和中止、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民事执行和解的效力来源于执行法院对执行和解的司法审查。这种审查既有对执行当事人意思自治行为的司法确认性质,也发挥着协调当事人私权和公共利益、法律秩序关系的功能。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限制股份转让法律问题分析

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资合性质,《公司法》并没有赋予其可以通过章程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的权利。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可以就其股份转让通过章程作出限制,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种种争论。本文通过国外立法对比研究,结合分析公司的人合资合性、章程的自治性及我国公司法分类的实际,提出并非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章程对股份转让作出限制都无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应区别股份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形作不同解释。对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公众公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设定的限制应认定为无效;但对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允许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规定是有合理性的。从司法实践角度看,这样的理解有利于统一法院处理该类型案件的适用标准,避免因不同解释各地法院对同一种类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结果。

中国铁塔公司的性质使命及发展战略

2014年9月,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塔)完成工商登记。铁塔公司是中国通信行业的新生事物,其法律定位和性质如何界定,承担何种使命和任务,以及如何构建公司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是中国铁塔应当认真研究的战略问题。本文从中国铁塔的法律地位与性质、使命和任务、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以及中国铁塔的发展前景谈几点看法。

中日内部控制制度的比较

在日本,《公司法》和《金融商品交易法》都有有关内部控制的规定,《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更倾向于公司整体层面,而《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相关规定更倾向于财务报告的准确性。虽然两部法律规定的内部控制制度方面存在各种差异,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就要求全方位的内部控制体制的完善。为了保障内部控制制度的正常运行,在法律上需要规定董事对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的勤勉义务。

强制执行之基本定位

明确强制执行的基本定位,有助于保持理论的清醒,纠正实践的偏差。强制执行作为公力救济而非私力救济,由国家及其代表机关垄断执行权,规范执行、透明执行为其基本原则,并需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案外人提供针对该公力救济的救济。强制执行的功能是实现权利而非确认权利,当奉效率为第一价值追求,高效执行亦是其基本原则,执行程序理应简洁明快;应忠实于执行依据开展执行活动,原则上不得无依据执行或自造依据执行。强制执行属于司法行为而非行政行为,执行权的配置需以'法官主导执行'为中心,执行人员应当坚守司法中立原则。强制执行乃是个别执行而非概括执行,不宜由执行法院主持类似破产清算的财产分配;概括执行优先于个别执行,但现行的'执行转破产'制度缺乏实效性,应予重新审视。强制执行是公私融合的法律制度而非单纯的公法制度,在公法程序中实行一定程度私法自治的执行和解制度乃理所当然,不能因实践中出现滥用现象而否定该制度的正当性;合意执行制度亦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中国电信业混合所有制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预期有一系列支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和法规即将陆续出台,同时也预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立法将会有所调整.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一元化的产权结构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而混合所有制经济则是一种较为理想和温和的经济形式,其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但它却以联合的形式兼容了不同的所有制,具备了不同所有制的诸多优点,实现了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发展需理性、合规

总觉得近期对虚拟运营商的宣传和预判有些过度,“颠覆性”、“革命性”、“历史性”等用词满天飞……我以为,对移动虚拟运营的宣传一定要突出“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的特征,不可神秘化和夸大化.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是指从拥有移动网络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并销售给最终用户的移动通信服务。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属于电信分类目录产品中的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国家比照增值电信业务进行管理。其发展必须符合电信业的发展规律，必须合规运营，不得进行任何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审判的里程 碑解析最高院裁决“360”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热点问题

2014年10月16日,发生了一件可以作为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历史进程标志的大事：中国最高审判机关就“360”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进行了二审宣判.最高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不当之处,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适当,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信息通信业的发展需要平台合作 新媒体思维和法治生态

2015年国家“两会”的主基调是“四个全面”，其中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两项重大举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信息通信业的改革要如何适应和赶超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本文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新定位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电信业，并从平台合作、新媒体思维和法治生态三个方面，提出了重构通信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