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上篇):研究视角的融合

家庭结构作为家庭背景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家庭结构在西方社会已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经历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但以往研究更关注经济和政治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对家庭结构的关注相对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家庭结构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和中国在社会分层和家庭结构上的变迁趋势为背景,回顾了西方学术研究中家庭与社会分层视角相融合的历程,指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将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价值。

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下篇):中国经验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因素对家庭行为多样性的影响增强以及家庭行为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向弱势模式变化,家庭结构在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性正在上升。文章从社会分层如何影响家庭结构的形成和家庭结构如何影响社会成就两个方面对中国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探讨中国情境下研究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的思路和方向。

社会学本土化与定量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存续已久,其中一个争议性的议题是定量研究在中国社会学发展中的定位。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所引发的对定量研究范式的批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峙、中国社会学主体性建设和研究规范化等问题亟待回应,定量研究范式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基于可靠、一致的测量和规范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定量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服务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建设,为世界学术共同体贡献中国的理论和经验。

孕育希望:宏观代际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今中国,子女在家庭中仍处于中心位置,父母对子女福祉的重视会影响其生育决策。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宏观社会流动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流动性与期望子女数显著正相关,主观态度是重要的中介影响机制。从子代地位预期与抚育成本预期的视角出发,相对流动性的影响呈负社会经济梯度,但流动性的提升不会抑制高社会阶层的生育意愿;性别差异在社会化视角中被强调,男性受流动性的影响更强,并且流动性与期望男孩数关联更加密切。本研究从宏观层面丰富了对低生育率现象的理解,对从微观层面分析流动效应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机会公平政策应当作为当下中国生育促进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

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以党员家长的溢出效应为例

本文以党员家长对其子女所在班级其他同学的溢出效应为例,研究了中国社会环境下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利用“随机分班”政策作为自然实验,发现班级中的党员家长比例对学业成绩有正向的因果效应,而且这种效应主要集中在那些家长不是党员的学生群体中。具体来说,班级党员家长比例每提高1个标准差(0.11),家长不是党员的学生的标准化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会显著提高1.82分、1分和1.30分。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党员家长会从班级学习氛围、教师态度、家师关系,以及学生和家长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和信心等几个方面对班级环境产生正面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生育响应——基于社会分层视角的分析

本研究关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行为的干预作用,重在系统识别由家庭间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塑造的异质性政策响应模式。利用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形成的独特研究机会,基于非参数匹配和回归调整的因果识别策略,通过分析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样本,本研究发现,政策目标夫妻生育二孩的概率较其他夫妻显著升高,而且夫妻响应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二孩生育行为基于其社会经济地位呈现分层现象,表明当前有关生育及后续养育、教育等多方面效用成本的预期对生育决策有重要塑造作用。

中国女性初育后的长期就业轨迹基于序列分析的探索

女性初次生育后就业状态的转变是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机制。以往研究大多将就业视为静态单一性事件,缺乏基于生命历程的长期动态视角。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生命史数据,采用序列分析技术,刻画出中国出生于1940—1978年的非农职业女性在初育前后共计21年的六类典型就业轨迹,女性的就业时期涵盖了建国初期、市场转型初期和转型成熟期三个重要的劳动力市场转型节点。结合社会变迁,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女性就业轨迹的世代转变和影响女性就业因素的变迁。结果显示,随着世代变迁,中国女性就业轨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明显增加,人力资本、制度庇护与照料责任的保护作用则显著削弱。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学界对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认知。

社会流动、社会地位与婚姻交换

婚姻与社会地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单位。婚姻是家庭形成的基础,对于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良好运行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第二次人口转型背景下,中国人的婚姻行为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初婚年龄的推迟,在我国年轻人中出现了“择偶难”“结婚难”等问题。

跨体制流动与主观福祉之失——基于纵向研究设计的新发现

本研究关注我国市场化改革晚近阶段从国有部门(体制内)转向市场部门(体制外)工作的跨体制流动,考察了跨体制流动经历对劳动者主观福祉的因果作用及其中介机制。基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2016、2018),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思路,将“核匹配”与回归分析相结合,主要发现为:其一,跨体制流动呈现出负向选择模式,体制内处于相对劣势的劳动者更可能经历跨体制流动;其二,经历跨体制流动(从国有部门流出到市场部门)对劳动者的主观福祉产生了幅度较大并且统计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三,针对“主观福祉之失”,以社会保险和住房补贴为代表的经济机制、以人际关系和主观地位为代表的社会心理机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有助于为当下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忧郁的孩子们”:课外补习会带来负向情绪吗?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两期数据的因果推断

本文关注中国大陆中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及其负向情绪生成的因果关系。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两期数据,借助工具变量等方法来化解内生性偏误,在量化层面上回答了课外补习参与“是否致郁”以及“使谁抑郁”等问题。本研究主要发现如下:其一,课外补习参与对中学生的情绪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致郁效应”,但这种效应主要存在于家庭背景占劣势的较低阶层的子女当中,而家庭背景具有优势的较高阶层的子女对此类负向情绪有更强的抵御能力,表现出了“心理免疫”的现象;其二,本文从“情绪调节”的角度入手,对“致郁效应”的阶层异质性做出了进一步解释。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课外补习参与可能具有的健康不平等意涵。

职业特征如何影响性别间的收入差距

本文使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借用美国O*Net职业数据库构建了一系列职业特征指标,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的职业信息数据,系统分析和探讨了职业特征具体作用于性别收入差距的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职业特征后的性别效应与控制了193个具体的职业类型所得到的性别效应基本一致。利用Oaxaca分解显示,职业内部的男性比例和不同性别的职业技能是职业特征影响性别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而工作环境方面的性别差异并不能用来解释性别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我们的分析证实了职业特征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存在收入回报的异质性。本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性别不平等和收入分层现象。

教育会改变家户的股票市场行为吗?来自义务教育法的证据

家户层面的股票投资不仅是家庭进行资产配置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环节。本文利用中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作为自然实验,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研究了受教育水平对家户股票市场参与的因果效应。本文发现,教育能显著地提高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高教育水平的家户可以获得更高的股票收益。更进一步地分析发现,教育会通过提升金融知识、改变风险态度、改变职业和收入等渠道,影响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行为。

新时代中国生命历程早期发展与社会流动研究:回顾与展望

社会分层与流动是社会人口学的重要研究主题,而理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关键在于认清生命历程早期阶段(0~18岁)的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关于生命历程早期阶段尤其是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下考察早期发展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其核心问题在于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鉴于此,通过系统回顾和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提出一个“双层次多因素”分析框架,并探讨该框架在中国儿童发展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双层次”指“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多因素”系“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所囊括的诸多因素。研究内容能够为中国今后有关生命历程早期发展的研究,尤其是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考察早期发展的人口研究提供方向、思路与议题。

屏幕暴露的数量与质量之辩——屏幕暴露与学前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系

基于一项学前儿童的大规模调查数据,使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分析学前儿童的屏幕暴露与其在社会情感、学习方法等方面的非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方面,学习类屏幕活动的时间与学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另一方面,非学习类屏幕活动的时间与学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之间呈消极的关系。还值得注意的是,屏幕时间与非认知能力的关系并不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这表明,我们不应只关注孩子花在屏幕上的时间,更应注重高质量的屏幕使用。

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

文章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搭载的联合分析随机实验数据,通过分析育龄人群对虚拟情境下他人生育潜力的评估探讨了生育规范的潜在差异和影响机制,并考察了其人群异质性。研究发现,个体对生育规范的认知具有可变性。经济资源对二孩与三孩生育潜力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育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消费品属性。照料资源的可及性有助于提升生育潜力,其中有长辈提供照料支持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潜力的刺激效应分别约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2.5万元和6.29万元;低价的市场化托育服务对二孩生育潜力的提升作用均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13.86万元,但对三孩生育潜力而言,低价公立托育服务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低价私立托育服务,二者分别相当于家庭年收入增加8.87万元和6.61万元。性别偏好在生育潜力评估中的影响已不再显著,反映了传统生育规范的弱化。此外,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对经济资源、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资源的偏好略有差异。文章认为,未来中国的生育行为可能因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明显的分化,生育支持政策需要重点加强经济资源与社会照料资源的配套支持。

择偶偏好中的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异质性——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探索

本文采用选择实验法测量人们在教育、收入、房产、家庭背景、年龄和长相六个维度上的择偶偏好,估计各维度在人们择偶时的相对效用。研究发现,择偶偏好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六个维度中男性对配偶的长相更加看重,女性则更看重体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教育和收入。阶层异质性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和城乡户口状态不同的男性群体间在择偶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城乡户口状态不同的女性的择偶偏好并无差异,低教育程度女性未在教育这一维度上表现出向上婚的择偶偏好。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中国的婚姻匹配模式及其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

社会流动、社会地位与婚姻交换

中国自古有崇尚社会流动的文化传统,在社会流动的背景下,人们社会地位的两个维度(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常常出现不一致,婚姻市场上人们可能基于资源互补,进行社会地位两个维度的交换。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五期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婚姻中存在家庭背景与个人自致社会经济地位间的交换,且随着世代变迁,婚姻中的社会地位交换有所弱化。这一结果表明,一方面要注意引导年轻人择偶时弱化功利性目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社会流动性。

社会冲突的跨国扩散效应——基于1995-2012年冲突事件数据的分析

基于文化相似性认同的文化联结和基于人际交往的关系联结被认为是社会冲突跨国扩散的重要渠道和机制,但相关实证研究尚不充分。作者基于综合危机预警系统事件数据库中的166个国家和地区在1995一2012年的冲突事件资料,采用异质扩散模型,分别以语言和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文化联结和关系联结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文化联结、关系联结以及二者与空间距离的交互作用对社会冲突扩散的影响。结果显示,文化联结机制在社会冲突扩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社会冲突更容易在那些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之间扩散,且地理上的邻近将强化这种扩散;基于经济往来的关系联结机制仅仅在地理上邻近的国家间产生作用,即同属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的邻国间存在冲突扩散效应、非邻国间则不存在显著的冲突扩散效应;而没有文化或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单纯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未发现显著的冲突扩散效应。这些发现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冲突扩散机制的认识,可为评估政治风险、制定预防和应对措施提供参考。

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家庭特征的转变

探索家庭转变有助于了解婚姻、生育、代际互动等领域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社会变迁如何形塑个体的家庭观念与行为。基于具有代表性的历时数据,采取一致和可比的测量,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对中国家庭转变模式与未来趋势进行考察,可发现:婚姻在中国家庭中的核心地位依然稳固,生育与婚姻并不会迅速解绑。虽然中国当代家庭呈现高度的子女中心主义,现代化与性别平等化将对此产生强烈冲击,尤其是子女对婚姻的保护作用上。中国人依然持有较传统的孝道观念伦理与互动实践,但其可能会随经济发展与老龄化而改变。跨国比较的结果也显示出文化对家庭行为持久的塑造力,儒家文化圈在家庭转变的某些维度上具有高度共性。

家庭的“断”与“牵”:迁移经历与孝道观念的变迁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系统讨论了个体迁移经历对其孝道观念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迁移情境下的效应分化。研究发现,迁移经历在削弱个体权威型孝道观的同时,也维续了互惠型孝道观。其中,对权威型孝道观的削弱在选择性的迁移路径,以及教育差距更大、价值分化更强的迁移情境中更为显著。本文对个体迁移经历-孝道观念变迁这一因果链条的细致探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家庭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