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

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多元评估主体模式下党员参与党内法规评估的有效机制研究

党内法规评估主体建构是党内法规评估活动的重要内容。党内法规评估遵循“谁制定、谁评估”原则,评估主体建构的决策具有一元化特征,一般由制定主体、执行主体和被委托主体承担评估工作,对党员参与评估关注不足。多元化是党内法规评估主体建构的发展趋向,党员是重要的评估主体,在党内具有正式评估权利和资源。重塑党员主体性,推动党员参与党内法规评估,需要从环境层面建设评估文化,从主体层面推进评估能力建设,从机制层面推进评估平台机制建设。

数字政府的概念结构：信息能力、数据流动与知识应用--兼论DIKW模型与IDK原则

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本文基于DIKW模型为理解数字政府提供一个概念结构。对数据、信息、知识等基础概念及其关系的定义和界定构成了数字政府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发展的基石。在对既有DIKW模型展开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本文提出"IDK三原则",围绕来源性、结构性、功能性三大问题试图解决传统DIKW模型及相关定义的内在逻辑缺陷,并由此将数字政府的概念结构划分为基于信息能力的目标系统、基于数据流动的资源系统和基于知识应用的动力系统三个部分。其政策含义在于,先进的技术不代表可用的数据资源,庞大的数据资源不代表强大的信息能力,充分的信息渠道不代表取得良善的决策效果。

赋物以“智”,赋治以“慧”:简论ChatGPT与数字政府建设

ChatGPT的迅速走红需要深入理性理解。ChatGPT所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可能带来内容创新的大爆炸,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推动数字经济走向生产的个性化。在数字政府建设中,AIGC的实现技术或者说智能数字人可以至少扮演两种角色:一是面向政府外部提供政务或服务的“数字客服”,其目标是完善政府对外的交互过程;一是面向政府内部提供决策管理支持的“数字运营官”,其目标是实现政府运行过程的优化。

新时代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机制建构与发展策略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是推进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经历了党的十八大期间的自发实践期和党的十九大以来的自觉推进期,从政治宣示变成实践规范。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基本要素包括结构性联动机制、功能性联动机制、过程性联动机制和支持性联动机制;内在动力在于创新工作制度、监督制度及治理制度,实现巡视巡察要素互动、优势互补;方向在于把握工作规律,强化组织力量,突出系统协作,聚焦统筹协调,瞄准创新发展,不断优化运行机制。

党内法规责任规定的适用性分析

党内法规责任规定是政治责任的具体化,其本质是党的纪律,以党内义务为前提,为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提供重要制度保障。根据条文排列方式,党内法规责任规定表述方式可以分成条文对应式、行为叙述式、行为列举式和原则设定式等四种模式。当前党内法规责任规定偏重于原则性设定,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科学化规范化要求之间存在不适用性。要坚持“应设即设、设则有效”原则,实现义务与责任对称、责任规定与纠偏机制对等,实现不同党内法规责任规定之间的衔接性、协调性和统一性,形成统一的党内法规责任规定体系。

党内法规监督规定的结构性分析及其提升路径

党内法规监督规定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内法规有效执行的重要保证。现行党内法规监督主体设计模式分为同一模式、分离模式和协作模式,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监督”原则及“统分结合、各司其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要求。党内法规监督方式分为报告式、评议式、督导式和巡视式,这些方式散见于不同党内法规。党内法规监督规定的规范性和操作性存在不足,党内法规监督的独立性和严肃性亦有不足。推动完善党内法规监督规定体系,重点在于党内法规监督与党内监督相融合,实现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的统一,提升结果运用的权威性;党内法规监督与党内法规评估相衔接,采用党内法规评估标准和方式,减少党内法规监督的命令性色彩,提升党内法规监督的精准度和权威性。

中央党内法规程序规定的技术性分析及发展路径

当前,中央党内法规的程序规定发展状况如何?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央党内法规从立法技术角度来说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无程序规定的中央党内法规,如党章和准则;二是有程序规定的中央党内法规,如条例、规定、规则、办法、细则。无程序规定的中央党内法规虽然没有成文的正式程序规定,但为其他党内法规程序的制定提供了政治指引。有程序规定的中央党内法规中,党内法规程序规定一般以嵌入模式散见于条例的不同章节,没有形成专门的程序法;部分规定、规则、办法、细则的程序规定是单独设定的,显现程序法特征。基于党内法规程序规定发展现状,要创新党内法规程序设计思路,以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点,强化程序意识和观念,实现党内法规的实体规定与程序规定的统一,在依规治党下推进党内法规程序建设。

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的政治规范和保障机制

评估结果运用是党内法规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评估结果运用,既是党内法规评估活动的价值所在,也是党内法规评估活动的质量保障。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的工作原则包括政治性、多样性和建构性,其要义旨在基于党内法规的政治属性,将评估结果运用纳入政治议程,赋予党内法规评估及其结果运用的权威性地位;基于不同评估目标,灵活运用工具性方式、概念性方式和象征性方式;基于不同评估功能,明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向和运用领域。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方向可以概括为“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治”,其核心在于促进评估结果运用转化为党内法规实施的有效性、党内法规体系的规范性以及依规治党的治理成效,进而推动党内法规执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和强化依规治党。当前,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还停留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为克服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不足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公开机制、报告机制、监督机制和环境机制,从决策、执行、监督等维度,全方位保障党内法规评估结果得到科学运用。

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实践模式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数字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也应运而生,相关理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聚合多种治理场景的整体治理、敏捷感知公众需求的精细治理、开放吸纳治理单元的小微治理、实现多元互动协作的协同治理。本文根据四种治理类型引申总结了四种具体实践类型,即以广州市“穗智管”为代表的聚合模式、以上海市“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为代表的感知模式、以浙江省G社区为代表的小微模式和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代表的协同模式,旨在为发展和完善数字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初步研究:现状与模式

设立数据治理机构是中国地方政府迎接数字时代的一项重要治理创新。本文对近年来先后成立的地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梳理,对其隶属关系、组建方式、职责界定等进行模式分析。现有机构较多为政府直属机构或政府部门管理机构,通常基于原有数据职责进行重组,主要关注于宏观战略规划和促进数字产业发展,对于统筹整合政府数据资源的重视则较为不足,同时由于隶属部门不同,机构在职责上也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对今后数据治理机构的组建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互联网+监管”:政策演变与模式划分

"互联网+监管"是电子政务在中国政策语境下不断演进的最新发展,从广义上说包含了所有政府监管领域的数字化,金融监管科技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通过对现有政府监管技术案例的梳理,发现了"互联网+监管"系统可能的六种基本模式,包括审批模式、沙箱模式、查询模式、监控模式、接入模式和平台模式。最后提出若干框架性建议,并提出"监管向善""监管即平台"的概念。

数据计算与治理变革：对政府计算的研究与基于计算的政府研究

"计算"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事实,并成为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现代政府治理与政治发展围绕计算涌现出新的概念、模式与方法。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计算与政府研究的关系。"对政府计算的研究"将"计算"视为研究对象也即治理工具,围绕政府计算的创新演变至少存在五种研究路径,同时算法政治学也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领域;"基于计算的政府研究"将(软件)计算视为研究方法,既包括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方法,即目前所谓计算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也包括计算模拟方法。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之间虽然有所区别,但也存在共通性。

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社会

智慧社会建设一方面要求努力探索技术潜力,帮助人类实现自我的解放,另一方面也要求人们发挥能动性,去从事和创造能够体现幸福、实现人的价值、展示人的本质的事业。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因素研究

政府数据共享在电子政务发展各阶段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以H市68个市级政府部门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共享需求、共享现状和推进数据共享的主要举措进行详细梳理,对造成需求和共享不匹配的原因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组织网络、信息技术和个人行为及其之间的互动是影响地方政府数据共享的主要因素,由此对我国地方政府推进数据共享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的政治规范和保障机制

党内法规评估结果运用的工作原则包括政治性、多样性和建构性,其要义旨在基于党内法规的政治属性,将评估结果运用纳入政治议程,赋予党内法规评估及其结果运用的权威性地位;基于不同评估目标,灵活运用工具性方式、概念性方式和象征性方式;基于不同评估功能,明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向和运用领域。

注射用贝林妥欧单抗治疗中国儿童复发或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成本-效果分析

目的 从全社会角度,评估注射用贝林妥欧单抗对比化疗治疗儿童复发或难治性前体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经济性。方法 构建包含无事件生存、复发及死亡三种健康状态的分区生存模型,基线模拟时长为20年。临床参数来源于Ⅲ期随机对照临床研究20120215,效用参数来源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白血病患者的生命质量研究,成本参数来源于易联华招数据库、米内网数据库及国家统计局等。支付意愿阈值设定为128 547元(1.50倍2022年中国人均GDP)。采用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检验基础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结果 干预组患者可获得8.74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QALYs)、10.53个生命年(life years,LYs),相比对照组增加3.01个QALYs、3.46个LYs。同时,干预组的总成本为1 060 929元,相比于对照组增加245 719元。干预组相比于对照组的增量成本-效果比为81 623元/QALY。敏感性分析结果证实基础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结论 贝林妥欧单抗相比化疗治疗中国儿童复发或难治性前体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更具有成本-效果。

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数字政府建设的“下一步行动”

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协同的数字化支持,将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下一步行动方向。基于数字政府建设的理想状态与现实挑战,指出当前实践中的纵向、横向、内外、虚实协同困境制约着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有效释放。结合系统科学和公共管理学理论,归纳出行政式、市场式、网络式和“赛博格”模式等四种理想的协同范型,其中“赛博格”模式代表着数字化对治理协同场景的完全“嵌入”,而各种具体的协同场景是这四种模式的“拼盘”。当前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从方法上可以总结为五个方面,即围绕基于数字化提升协同能力一个核心目标,形成“协同数字化”和“数字化协同”两条基本路径,面向决策协同、管理协同、服务协同三类协同场景,实现空间聚合、多元参与、无缝沟通、工具集成四种系统功能,呈现开放、平行、敏捷、穿透、迭代五大关键特征。在此基础上,立足多样化的治理场景,聚焦多省市典型案例的特征,将数字化赋能治理协同的实践模式划分为统合模式、开放模式、直连模式及联动模式。最后分别从战略、制度、方法和技术层面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

对“数据流动”的治理——论政府数据治理的理论嬗变与框架

数据被视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资源,数据治理成为政府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作为连接技术创新与政府治理的分析框架,电子政务等技术驱动的"电子"理论无法为以"数据流动"为特征的新现象、新工具、新问题提供社会理论支持,需要建立数据驱动的理论视角。本文基于卡斯特尔"流动空间"理论将"数据流动"划分为数字机器、应用系统、数据网络和信息空间四个层次。研究发现,该框架可以为理解现有数据治理政策提供新的视角和分类框架,同时也为数据驱动的新议题和技术驱动的传统议题之间提供相互连通的理论基点和实践路径。

人工智能之辨:计算本质、目标分类与议题划分

新一波人工智能建立在新的计算"秩序"上,也因此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其快速发展在提升社会福利的同时也被认为可能造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尽管应当用基于工具目标和基于认知目标的划分来代替建立在不同维度上的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的划分,但是可以相应地将所关注的政策议题划分为将人工智能视为工具的弱议题、视为主体的强议题和视为危机的超议题,并由此建议要建立和加强全球合作以面对可能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