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和与冲突——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

在近代中国剧烈变幻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五四亲历者之一的罗家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五四历史的阐释有着不同的重心。尽管他坚持以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发表言说,但他的阐释无法消解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

我和历史研究——杨奎松教授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4年2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李国芳,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编者手记:每当杨奎松有新作问世,本刊编辑必竞相传阅,在分享他的成果时,总会感到眼前一亮,原来历史是这样!

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仁宣之治”。他在一批老臣的支持和帮助下 ,完善并确立了内阁制度和巡抚制度 ,改善并加强了明代的监察和司法制度 ,同时大力发展了明代的宫廷文化 ,全面恢复了明代的社会经济 ,使明朝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虽然他在某些方面也造成了许多危机和隐患 ,但从总体上看 。

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1954-1960)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全力向朝鲜提供帮助,对于朝鲜的经济恢复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在自身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竭力援助朝鲜,其初期援助的金额合计超过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从朝鲜经济重建的历史过程看,冷战中两大阵营的存在和中苏关系的演变,决定了朝鲜在争取外援上能够处于有利地位。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旅行限制政策研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即开始对华实行旅行限制政策。6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约翰逊政府以放宽对华旅行限制为突破口逐步调整僵硬的对华政策。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对华旅行限制被彻底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冷战时期美国各届政府在对华旅行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本文考察了美国对华旅行限制政策始末。

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

宗教对於汉唐之间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巨大作用，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还有进一步具体分析的必要。事实上，宗教的影响已经非常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在正史中则是《魏书．释老志》的出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封建王朝的礼仪制度也曾与之发生了某种互动关系，而以道教更为突出。这一课题近年来颇受学界瞩目，例如劳格文(John Lagerwey)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从民族意识到民族主义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随着华夏中心论的破灭而逐渐形成的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 ,早期维新者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理论 ,民族意识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早的体现。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 ,民族主义正式形成。维新人士希望通过吸收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资源 ,把传统的君主专制中国塑造成现代型的民族国家。国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国人对满清政权的失望也日益加深 ,各方人士从自身的学术素养和政治立场出发 。

尼克松政府放松对华管制政策出台前后

美国政府放松对华贸易和旅行管制,是尼克松政府缓和中美关系的第一个单方面主动政策。尽管放松对华管制政策之议酝酿自约翰逊政府,尼克松就职后更被认真筹划,但选择在尼克松环球旅行之前低调宣布,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观察中苏军事冲突、考量美苏关系基础之上,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全盘设计。从政策内容制定到出台时间选择,均源自华盛顿内部力量的妥协和审慎的运筹。

五四时期吴稚晖所提倡的科学思想

科学是“五四”的一个口号。吴稚晖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以这个久被遗忘的人物为个案 ,以探讨五四时期人们是如何具体地提倡科学的这一问题。文章认为 :吴稚晖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 ,一方面不忽视当时所强调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 ,即形式逻辑和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知识 ;另一方面 ,更注重于提倡发展科学事业 ,提倡使用和制造工具 ,发展物质文明。他的提倡科学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主流选择 ,同时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耶鲁与北大

John Patrick Delury先生(耶鲁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中文名“鲁乐汉”)应本刊编辑之约,特为我们撰写此文,带来他对中美高等教育方面的一些感受,希望给予大家一些启示。

19世纪下半叶印度旁遮普农业现代化的启动

印度旁遮普地区干旱少雨,殖民统治前,土地所有权以村社结构为基础。19世纪下半叶,殖民政府的地税整理和荒地垦殖构建了比较明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公共投资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世界市场对农产品和原材料需求,扩大了旁遮普大宗农作物的出口及农产品的商业化。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改变了农业的落后状态,开启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旁遮普地区很快成长为印度乃至南亚农业发展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找回国家"思潮催生了国家构建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影响,不少美国政治史家都把国家构建理论引入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为衰落中的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国家构建理论为政治史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使他们可以重新思考美国国家权力发展的过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国家制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国家构建理论的引入,挑战了美国"弱国家权力"的神话;新的历史解释表明,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都比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强大、宽泛和牢固。在过去数年中,国家构建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史研究中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领域之一。

法国大革命与结社自由的遗产

结社权利在法国迟迟得不到立法的确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反中间团体的公意政治文化的长期存在。本文的研究是要追寻这种公意政治文化的根源所在,分析它如何影响法国革命者对结社自由的态度以及相应的立法,并扼要地说明它对法国民主发展的负面作用。

明代“朝班”考述

朝班是朝会的基础,也是官员品秩及尊卑等差的直接体现。明初,朝班"专准品级",其后"兼隆侍从",又移于权势,改于因循,出现了"次序参错,班行混淆"的现象。班序的紊乱,直观地反映了政治情势的变迁。本文对明代朝班做了框架式的描述,并且分析了朝班变化的特点以及造成其变化的原因。

晚清澳门华人慈善机构同善堂的创立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澳门的地位、管辖和葡治区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阿马留事件(1849年)后,澳门成为葡萄牙的变相殖民地。在晚清时期,接受殖民模式管治的澳门华人,并未能得到与葡人或土生葡人同样的社会救助,而清政府对澳门事务的介入能力越趋式微。此时的华人,只能自发组织起自己的团体来维护自身利益,同善堂正是在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成立的慈善机构。本文通过对同善堂这一华人互助组织成立的背景研究,探讨晚清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澳门华人社会的生活状况,以及与澳葡政府的关系等。

“全景式”文化史研究的新尝试--评史密斯新作《热窝当的怪兽：野兽的形成》

30年前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薪文化史方兴未艾，文化史研究者对历史上的奇闻轶事情有独钟，而18世纪的法国更是他们偏爱的题目。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他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周小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文简称《催眠术》）中，从启蒙晚期十分盛行的催眠术人手，解析了一代法国人的心灵面貌，

宋朝宦官与章奏通进

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体制的运作,围绕着对信息传递、政令颁行的控制而展开。各类情报资讯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行政网络、控御网络,其流向则反映着政治秩序的特定格局。作为信息、政令的主要承载物,官方文书的通进、处理方式,关系着帝国的日常统治、官僚体制的实际运作。本组笔谈以宋代为主要研究时段,对唐代情形间有涉及。作者观察的角度虽不尽相同,却共同关注与信息沟通及文书制度相关的运行"路径"与演进"过程"。目前的研究虽然尚属"点"状,但这种集体性的"再出发",开启着学界深入对话的可能。

奥古斯丁书信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是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他虽然是名垂青史的“教父”，但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宗教领域，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导师之一。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奥古斯丁日益关注，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①不过，中国学者对奥古斯丁重要代表作品的熟悉程度和使用频率，比如《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忏悔录》（Confessiones）、《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等，远大于对其书信（Epistulae）的了解。

《杨太后宫词》辨伪

明清以来就有学者对《杨太后宫词》的真伪提出质疑,但是至今未见有人作进一步考证。本文在比勘明清几种版本的基础上,结合宋代历史与文献,对《宫词》中一部分诗句的写作内容和风格进行分类分析,从而认为三十首本为伪作,而后来补入二十首的五十首本更为伪中作伪的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