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年史学论文一瞥

20年间,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发表的论文中,历史学类论文始终占有一个相对稳定和重要的位置。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若干梳理,在此过程中或可略窥史学整体发展的某些消息,并为观察和描述变迁社会中的当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一个有益的注释。

北京的中古时代:一次重要的历史地理转向

北京城诞生于三千多年前周人灭商的时代,在其历史发展的前期只是一座边地城镇,然而在其历史发展的后期,巨变为全国的首善京师。在这一巨变之中,包括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转向。甚至可以说,这一具体历史过程,乃是以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转向为基础的。本文拟对这一历史地理转向做一考察,考察的重点,是北京的中古时代。中古时代,是北京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启动时期。

东瀛学者谈“明乡”——北京大学华侨华人讲座系列之二

2012年5月2日下午,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北京大学华侨华人讲座系列之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举行。日本东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三尾裕子应邀作了题为＂关于‘华侨.华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以日本学者为例＂

厘清海峡热点迷雾 梳理朝韩古今侨史——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学术讲座纪要

为扩大历史研究视野,关注时事热点问题,2011年6月底、7月初,应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朱浤源教授,韩国全南大学崔承现、吕炳昌副教授莅临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了四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讲座。除历史系师生外,参加讲座的还有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外交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北京大学相关院系的师生。

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

中央公园是北京城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央公园接纳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大量内容,新与旧、中与西、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均在此有充分的呈现。可以说,中央公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史研究的模型,它见证了历史,也映射了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驳杂面相。

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

元明清以来的皇宫城池,越来越呈现为内外两重结构,但在明代,北京皇城多被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内外两重。分析明代两京皇城的建造历程、布局结构、防卫门禁可知:明代北京皇城,并非按内外双重理念设计建造,而可视为一内城加四瓮城的整体结构。洪武时期的南京皇城,沿南方传统新修内城,为强化防御增建瓮城,仿元代皇城加筑外城。永乐时期的北京皇城,在元代两重结构基础上,模仿、保留了南京模式,内外城之间瓮城地带的封围、防卫、门禁得到强化,内城与外城的区别相应弱化。所以,明代北京的皇宫城池,虽较以往更明显地分为内城和外城,在明人心目中却首先是一个内外一体的“皇城”。

清末北京王府分布研究

从内务府档案入手 ,分析了清朝后期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以及王朝统治的衰落 ,北京城王府分布和选址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特点。首先 ,在分布上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北京 ,西方公使馆在北京城内纷纷设立 ,使东交民巷一带的王府被迫迁出 ;其次 ,在选址上 ,由于清政府控制的官方房产日渐减少 。

强调人文学养 重视文化积淀——浅谈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

中学历史教材难编吗? 很难! 远的不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多少同行朋友,包括一些前辈先贤,都在这个领域里辛勤耕耘.他们的水准和经验,都是我们大家公认的.他们呕心沥血的付出,更是今天'市场'上一片浮躁的氛围中难寻的.但编来编去,总还是不如人意.改来改去,问题仍然不少.如此,还能说不难么?

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几个误区

北京城市发展建设中存在着五个误区 :1 )打通中轴线以改善北京城市的南北交通 ;2 )破坏北京城历史上形成的街道格局 ,强行开辟穿城的快速交通线 ;3)无限制地拓宽街道 ,并修建仿古建筑 ;4)过多开辟宽阔的封闭式街道 ;5)城市快速通道与商业街并举。导致误区的原因是主持城市规划建设的同志没有从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来考虑城市的发展 。

文明话语与帝国文化——关于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参与劫掠北京的一场争论

1901年义和团战争以后,美国社会围绕传教士参与对华劫掠兴起了一场争论,对这场争论的考察揭示出无论是马克.吐温和一些反帝国主义者,还是美国海外传教团体,争论双方都利用了当时流行的文明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文明话语为美国的扩张和海外非正式帝国的建立提供了支持和合法性,因而构成了一种帝国文化。

萨道义与《辛丑条约》谈判中取消北京会试的问题

萨道义是英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官兼东方问题专家。1900年10月下旬,他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并代表英国政府全程参与《辛丑条约》的谈判。应英国的请求,外交团提出五年内停止部分地区的科举考试。中外双方在取消北京会试的问题上交涉最多,萨道义在此问题上立场强硬,但由于清廷两位官员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反对以及他为避免承担延误签约的责任,最后只好同意让步。本文结合第一手史料,分析停止科举考试的谈判过程,探讨萨道义及英国政府在取消北京会试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

百年前北京正阳门车站爆炸案的反响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爆炸案发生后,中外报刊对此事件作了详细报道和评论。此事件对于五大臣出洋产生多种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使得西方国家更加关注五大臣出洋这件事情。

北京旧城斜街形成原因考

主要通过对相关文献、地图、碑刻资料的分析 ,结合前人的成果 ,对北京旧城斜街的形成提出三点看法 :1 )因湖泊面积缩小 ,形状变化 ,原来的湖岸变成斜街。 2 )街道本身即在旧河道上 ,或沿河道沟渠延伸 ,形成斜街。 3)在关厢地区 ,人们为进出城方便 ,需要走最短距离 。

中国与世界:区域现代化进程省思录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区域现代化进程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不仅深刻影响着各自内部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也在全球版图上勾勒出多元而复杂的互动图景。董经胜教授的《外部因素与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一文,以其独到的见解,深入剖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外部因素的复杂作用。文章认为,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内源性的现代化不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推动下启动的,并且一直受到外部因素制约,是一种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

重提“日本儒学化”问题——以丸山真男为中心的学术史省察

目前学界对于“儒学与日本社会”关系的研究史梳理,主要有“儒学日本化”和“儒学近代化”两种视角。而从“日本儒学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日本近世儒学研究史,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界主流是淡化甚至否定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强调“儒学日本化”的侧面;与此相对,被认为是“儒学近代化”研究典范的丸山真男,其实却出人意料地是以承认某种程度的“日本儒学化”为前提的。战后日本学界以尾藤正英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批判,因为存在颇多误读,故并未动摇其基本框架;而以渡边浩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修正与发展,却长期被误解为是对丸山真男的否定。因此,重提“日本儒学化”这一被遗忘的常识,或能为建立完整的“儒学式近代化”构想提供些许助益。

关于越南历史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几点思考

在中越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平友好交往是发展的主流,但时而又伴有波折,道路并不平坦。历史往往是一面镜子,我们相信,对越南历史发展以及历史上中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系统的研讨和客观的解读,以史为鉴,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弘扬两国深厚的历史情谊,增强文化的认同感,培育有利于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记忆"十分重要。本文试图勾勒越南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基本特征,为中越史学界从学术层面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做一尝试。

“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

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作为一种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形态:一是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化;二是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土耳其能够发展出一种模式,首先在于它成功地进行了民族建构(民族主义),它涉及到的问题,是作为传统帝国统治民族的土耳其人如何在后帝国时代建立新的民族认同。对土耳其模式的两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基于对土耳其政教关系(世俗主义)的观察,它涉及到的问题是土耳其如何通过世俗化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土耳其政教关系的发展反映的是土耳其模式的动态性。只有综合看待上述内容,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土耳其模式。总结和研究土耳其模式对于中东其他国家的发展具有参照意义。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

对中西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学术工作,学者们对其可行性和方法论尚未给出清楚系统的说明。比较史学是否可以成为像比较文学和比较法学这样为学界所公认的成熟学科还有待学者们的研究实践来证明。以中西法制史上刑罚的宽免为例,历史研究的对观或对照方法在某些个案研究中会有拓宽视野和思路的作用;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流行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概念的质疑性分析,我们发现,另一种可行的同时又是宏观的历史比较研究可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局限的社会科学研究。至少,这样一种宏观的思维将会帮助我们突破一些陈旧和可能错误的思维框架。

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反思:东南亚历史研究的视角与经验

本文的讨论围绕三个层面展开 :华侨华人研究 ,东南亚 (华侨华人 )研究以及笔者个人对槟城—吉打州华人商业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争论的实质是这样一个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 ,即华侨华人研究应该分别被视为某一孤立的主题研究领域、区域研究和学科研究方法 ,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合整体的问题。本文并非企图为华侨华人研究确立一个标准 ,而仅仅是呈献一个实例 ,即把个人的研究视角和经历 ,结合大的结构、进程、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怀等问题 ,进行情景化的考察。

历史语境中的宽容(一)——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

中世纪西欧教会曾严厉镇压异端运动 ,同时又有一系列宽容的思想和举措。这是逻辑混乱或虚伪吗 ?教会法对异端分子的处理展现了基督教宽容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 ,也说明这一宽容的渊源不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 ,而是出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真理只能在历史进程中得以认知 ,而对宽容的评价也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按照 1 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的理解 ,处分异端分子的方式和举措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合于爱 ,而爱就是关怀人类的拯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 ,相应的教会法规范都应该遵循 ,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 ,据此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有时教会宽恕异端分子 ,期望他们能因此更快地纠正谬误。宽恕 ,不应该是神职人员渎职的借口 ;严格执法 ,也不应该蜕变成贪图和炫耀个人权威的机会。教会法对株连的批评尤其值得借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法的解释和施行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 ,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 ,可知在寻求真理的同时又怀抱宽仁之心何其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