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度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焦点

本文从日本2007年度主要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杂志的出版情况出发,发现他们的关注焦点为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德意志意识形态》(CD-ROM版)电子版、社会贫富分化、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等几个方面,本文对此进行分析的同时,对这些关注焦点与日本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清末修律中的废刑讯

刑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运作中本有其特殊的功能。"海通"以来,西人却以之为中律野蛮的重要表征。甲午、庚子以后,西潮的影响愈趋扩大,朝廷和读书人开始自认野蛮,倡导包括废刑讯在内的带根本性的法律改革。修律大臣和朝廷高层并非从维持社会治安的角度,而是从收回治外法权的视角去思考问题,骤然废止刑讯(只保留死罪可刑讯),将刑部、御史和督抚认为废刑讯将不利于审讯的谏言置之不理。结果废刑讯的谕旨实际得不到很好地执行,原来寄予厚望的西式审判厅之效果也不理想,反而导致讼狱积压、滥用非刑的恶果,于斯可见清季修律急于收回治外法权而不顾实际国情的特性。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

浅析二战时期苏联集体农庄个人经济的发展

以宅旁地为主要经营对象的个人经济是苏联集体农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始终受到政府的限制。战争的爆发给苏联农业生产造成沉重打击,集体农庄的社会生产无力在支援前线的同时保证农民的物质生活。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农村的个人经济成为农民生存的唯一保障而得到很大发展,通过集体农庄市场个人经济也为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做出了贡献。个人经济的发展对集体农庄制度带来很大冲击,这也成为战后苏联农业政策调整的肇因。

英美近代天津城市研究综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语出版的中国城市史著作主要都聚焦近代上海,但在区域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性是否等同上海经验的反思下,天津作为京畿门户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也逐渐受到英美学界中国城市史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综述近30年来英美学者研究近代天津城市的论著,将之与中国城市史理论研究的主要议题相比较,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面相来综合评析这些海外天津研究,以此探究天津研究在城市史领域的新突破,进而更好地了解天津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

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19世纪后半叶 ,长期在国际茶叶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遭遇印度、锡兰和日本等新对手 ,在最重要的英国茶叶市场上 ,印度茶叶早在 1875年已经取得对华茶的竞争优势。相对于印度茶叶 ,华茶出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国资本对国际茶叶市场的操纵、中印茶叶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国际茶叶市场结构的变化。华茶国际贸易的衰减对中国茶农、茶商和政府都造成损害 ,带来中国外贸出口结构、政府财政和茶区经济。

“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

今人言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莫不言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五四后期提出欢迎“穆勒尔姑娘”这一口号却少为人知。这一口号是如何提出的,又是如何淡化以至疏离出人的记忆,显然值得进一步研究。清季以来,由于外患的刺激,士人莫不重群爱国,这种倾向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却发生了转向,开始了一场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道德伦理革命。然而在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社会关注的重心再度转向群体和国家,个人的呼声逐渐衰减,道德伦理革命也随之淡化,“穆姑娘”的提出即与道德革命在五四后期的走向直接相关。

《巩昌分属图说》初探

《巩昌分属图说》是一套彩绘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式舆图及图说,为研究明代西北边防的重要图籍。笔者主要结合历史文献,从历史地理角度对舆图绘制的时间、背景、内容作了梳理和考证。

试析1865-1900年美国南部棉花生产的“反常供给”

1865—1900年美国南部的棉花生产扩张是一种发生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情况下的"反常供给"。南部农业劳动者在棉花价格不断下降,收益不断减少,粮食零售价格高昂,甚至"亏本"经营的不利情况下,始终坚持相对单一的棉花生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不断扩大棉花生产规模。借贷制度是造成南部棉花生产"反常供给"的深层次原因。正是通过借贷制度下的作物留置权体制和借贷价格体制,种植园主将自己不断增加棉花生产规模的意愿强加给南部的农业劳动者,并使他们陷入"棉花—债务—更多棉花—更多债务……"的"恶性循环"。

关于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三次大辩论及其政治意义

本文围绕着但丁"文艺复兴先驱"问题的三次大辩论,揭示其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转变: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宗旨的早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如何转变成为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这三次大辩论,不仅反映出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思想的矛盾,也透露出他们思想的发展和日渐成熟的信息。辩论者用来评价但丁是否符合先驱的几个标准(古典学权威、新文化的开拓者、优秀的共和国公民、共和国的保卫者),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政治态度。但丁最终被奉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这件事,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是在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大辩论中确立的,这也说明了从研究古籍的文化运动向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转变是具有其内在深厚政治传统的,不尽是外敌入侵佛罗伦萨所造成的自然结果。

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态度与政策的变化，1953-1963

本文考察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三届政府时期(1953～1963)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的政策的变化。文章认为,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不结盟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对不结盟运动做出新的评估和认识,对不结盟国家的政策也随之有所调整。肯尼迪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从第三世界发展的角度对待不结盟国家,肯尼迪政府向亚洲不结盟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试论清代汉侍卫与绿营

清代的侍卫中,除了三旗侍卫与宗室侍卫之外,还有汉侍卫。奕赓在《侍卫琐言》中谈到汉侍卫是通过武举选拔的侍卫,但考察清代官书档案,会发现除通过武举选拔汉侍卫以外,还包含遣子入朝、督抚荐举、水师侍卫等多种方式,汉侍卫选拔呈现多元化。这些选拔方式与绿营制度相结合,使得中央提高了对于绿营的掌控力。

北洋时期的政治分立与司法统一

在北洋时期的多数年份里,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与北京政府都保持着司法统一。南北政治分立使南方各省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司法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断裂。南方各省之间的政治状态以及司法行政与审级管辖的差异导致各地司法关系断裂的不同步。促使司法关系中断的最主要因素,是南方各省建立了最高审判机关。

法国学界对基佐政治思想的“重新发现”

在西方学界，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自由主义，尤其是基佐的自由主义思想曾长期被遗忘。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在1985年出版的《基佐的时刻》一书中指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极少再版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1814—1848年）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即便是他们当中最著名的，如托克维尔和贡斯当，也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才重新受到关注。

赛因诺颜部与清朝关系述略

满蒙关系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漠南蒙古、准噶尔部蒙古的探讨,对漠北蒙古关注不够,尤其对赛因诺颜部与清朝关系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思考,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宏观角度清朝与赛因诺颜部蒙古关系的演变,以及清朝政府对该部经营政策的形成、发展、演变,进行系统的过程研究,以期对清代蒙古史、边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从《荣禄存札》看晚清官场请托

道咸以降的晚清官场,充斥着各种腐败,请托即为其中一端。由于专制政体的内在缺陷,加之候补官员群体膨胀、地方督抚权利上升、新式事务不断涌现等社会土壤因素的作用,导致官场请托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并进一步助长贪腐之风,严重破坏社会公正,加剧社会对立,也为朋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本文通过《荣禄存札》,对晚清官场请托进行典型考察。

浅析希腊化时期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治体制

长期以来,学术界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民主视为古希腊民主的唯一典型;希腊化时代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体虽然被古代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称为"真正的民主",但是被现代西方学者们贴上寡头制的标签而受到了低估和忽视。本文针对现行的看法,指出希腊化时期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制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城邦民主的另一种古希腊民主的模式。它遵循民主的原则和理念,具有民主政治的机制和架构,从公民和城邦两个层面提供政治平等和言论自由。希腊化时代成熟时期的阿凯亚城邦联盟政治体制可能是古代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