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建立及其世界意义——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上的发言

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哲学从此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独立学科。1914年，北大哲学门正式招生．标志着现代的中国哲学教育的开始。90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北大哲学系和全国同仁一道，完成了中国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历史使命。在这个隆重热烈的庆典上。

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公共选修课受到热烈欢迎

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公共选修课受到热烈欢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刊编者按：本学期北京大学哲学系为全校学生开设了９门公共选修课，受到全校学生的热烈欢迎。这对我们的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都提供了一些启示。本学期，我们哲学系组织本系的知名教授为全校开设了９门公共选修课...

经典文本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访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

[受访者简介]丰子义,男,1955年生,山西应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主要著作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发展的呼唤与回应》《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社会发展的全球审视》等。曾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之一。

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必修课的改革

建国以来,高校文科逻辑必修课始终局限于传统逻辑的老框框。修正、改革了几十年,成效不大,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难以满足“四化”建设的需要。1985—1986学年第一学期,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的逻辑必修课作了较大改革,主要是增加了一阶逻辑、模态逻辑、多值逻辑、悖论和现代归纳问题等方面的内容。我们认为,哲学系学生应该普遍具有现代逻辑的初步基础知识。逻辑课应是哲学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哲学系给学生开设的逻辑必修课应紧密结合它的培养目标,为这一培养目标服务。学习逻辑不仅是为了一般地提高哲学系学生的逻辑修养,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强学生的哲学素质。

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园》简介及稿约

《学园》(Academy)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会主办、《学园》编辑部编辑的刊物,每学期发行一期,创刊十五年至今已发行二十二期。本刊以思想性和学术性为主旨,承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训,主要刊登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并面向哲学界、思想界研究者征稿。欢迎持之有据、严谨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科技哲学,以及政治哲学。

“汉语哲学”论坛纪要——记北京大学第十五期“黉门对话”

2016年5月7日,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承办、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召集的总第十五期＂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在北京大学成功召开。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韩林合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林远泽教授、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蒋运鹏助教授作为主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江怡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尚杰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徐龙飞教授、周程教授和程乐松副教授等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了论坛。

分析哲学在北京大学

本文先简要回顾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大学传播和发展的历史,重点介绍了金岳霖和洪谦的工作;接着追溯了分析哲学在中国迄今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重视的原因,重点探讨了分析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贯穿分析哲学全部工作中的理性精神,例如,注重经验和实证,表现为科学和常识,拒斥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真理或绝对真理,让所有学说和理论始终接受经验证据与反例的证实与证伪;关注语言和运用现代逻辑,表现为注重对关键性概念的澄清和梳理,注重对思想的分析和论证,并认为论证的过程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等等。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二十年哲学论文述略

自《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1985年创刊以来,哲学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学志》哲学方面的论文能够显现出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同时,也说明《学志》对社会和学界热点问题的关注。对《学志》二十年哲学论文进行一番梳理、回顾和反思,可以见出《学志》二十年来哲学论文关注的问题,并从而反映出二十年来整个哲学界的变化。

大学哲学教育如何回应当代社会的需求与挑战？--世界大学哲学系主任联席会议纪实

2012年10月27日,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活动的重头戏之一,＂哲学教育与当代社会——世界大学哲学系主任联席会议＂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隆重召开。本次会议邀请了很多国内外著名高校的哲学系主任和一些国际知名的哲学家或哲学教授与会,大家围绕大学哲学教育展开了研讨。

谢林与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的“象征”之争

“象征”(Symbol)是谢林与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这个概念原本是指两个东西的合体或一致,然后被康德决定性地诠释为理念与感性事物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的结合。谢林与黑格尔随后突破了康德对于这个概念的限制,将其应用于各自的艺术哲学,但在这个过程中,两位哲学家对于“象征”的不同理解和定位展示出了他们的艺术哲学思想乃至哲学体系本身的差异性,即黑格尔哲学总体说来是单向度的、西方中心式的,仅仅把片面的理性思想发展当作一切的准绳,反之谢林哲学是多维度的,对远古的和非西方的文明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并给予更多的承认。

再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

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或大学,都有其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也不例外。我曾在《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一文中,主张区分北大的基本传统与其他传统。研究和确认北大的基本传统,要根据大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北大人历代传承的学术文化上的鲜明气象和独立风格。从学术文化的观点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基本传统和基本精神。它从一个办学理念转化成北大校园内的一种学术气象和氛围,内存于北大的精神家园,熔铸在北大的学术事业上,铭刻在北大人的历史记忆之中,无须他求,亦无须多求。

汉译佛典名相翻译的哲学前见

我谈的话题关于佛教名相的翻译问题。对佛教经典翻译的研究我们已有很多,学者们都提到佛典汉译是人类文化迁移史上的壮举、一项大工程,积累了很多历史经验。既往的研究多是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如译场制度、翻译原则等,我的研究角度略微有些不同,专谈佛教的名相。这里的“名相”从狭义上说,特指一些抽象的佛教哲学概念。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关于哲学范畴的翻译,大量沿用了佛教词汇,比如说“意识”“世界”“意志”,等等,这些就属于名相。

辩证与文质:性命论哲学的方法论

辩证法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方面,它反对教条式的论证,主张在哲学对话的对立统一中求取真理。中日学者以“辩证”对译dialectic,其中文根据在“辨正”“辨证”和“辩证”三个同音词,即通过辨析现实实践中的证据追求真理,其指导原则是“实事求是”。中医辨证是传统辨证与西方辩证法相融合的成功案例,是阴阳之间的哲学辩证的落实。在更广泛的人文思想中,文质关系同样是阴阳辩证的落实,在礼乐文明、历史哲学、文章修辞、个人修身诸方面都是基本原则,因而构成中国辩证思维的框架。文质辩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蒙昧自然与自然天道之间质的辩证,另一方面是尚质之文与尚文之文之间文的辩证,可从对《论语》“绘事后素”的讨论中看清楚。文质辩证,对于今天重新思考自然与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通选课的现状、问题和建议

北京大学设置通选课已经十年了。所谓"通选课",就是"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简称。通识教育的概念显然来源于现代西方教育。关于通选课的设置,海内外各大学因有不同的设想,便有不同的侧重和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沟通论"或称"综合论"、"经典论"或称"精义论"、"进步论"或可称"前瞻论"、多元文化论。北大基本采取"沟通论"的观点,将通选课划分为5个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与艺术。通选课已经成为北大本科教学与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未能主动建设,呈现自发状态;课程数量失衡,教学质量悬殊;宣传力度不够,思想障碍尚多;定期审核不严,缺乏表彰制度。因此,我们建议:尽快成立通识教育研究中心或研究小组,克服自发状态;加强通识教育的宣传,克服各种思想障碍,正确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拓宽思路,广开课源,适应通识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多方面的要求。

访王晓波教授:台湾保钓运动与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

1970年代的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日趋逼仄,而岛内又因奉行"戒严"时期钳制言论、打压结社的高压政策而暗流涌动。1970年10月,因台大哲学系研究生王晓波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保卫钓鱼台》的檄文,而催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1972年底,台大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在校园里首次开展关于统、"独"的论战,后因政治势力的介入逮捕王晓波、陈鼓应等多位台大师生而结束,人称"台大哲学系事件"。本期访谈对象王晓波教授是台湾保钓运动的推动者和"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他对两次事件的背景和始末的口述,不仅展现了台湾高层的政治斗争和台大哲学系的学术流派纷争,也揭示了两次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台湾哲学学科发展乃至学术发展的深远影响。通过这篇访谈,我们可以管窥台湾民众在民主化进程中爱国意识、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台湾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干预学术、学术影响政治的双向关系。

对经验之物的先天证明——论康德《遗著》“过渡1—14”手稿中的一个先验哲学方案

对经验之物的存在作先天证明,这是一个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无法设想的任务。但在康德晚年《遗著》中的“过渡1—14”手稿里,康德却明确进行了这一工作,以证明一种“原质料”的存在,从而确保经验具有统一性。在“过渡1—14”手稿中,康德为完成这一“对经验之物的先天证明”而提出了新的理论要素,从而为康德在批判时期所架构的先验哲学作出了一个结构性补充。这一论证方案一方面保持与批判时期先验哲学根本立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补充和扩展了批判时期先验哲学的基本构想,提出了关于经验之可能性的新思考。

技术、主体性与存在之思——从技术批判看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哲学的克服和超越

技术批判是晚期海德格尔思考的核心主题之一。海德格尔早期的技术批判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对主体性哲学的克服和超越,他的技术批判也逐渐走向专题化并与存在之思结合起来。与前中后期对主体性问题的态度相一致,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也分为三个层次。在有着浓厚的主体性哲学色彩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暗示技术阻碍了此在实践性的在世方式;在开始反思并克服主体性问题之时,技术破坏了大地之隐匿;在完成了对主体性哲学的超越和扬弃后,技术批判走向了既控制了世界也控制了人的双重维度。但海德格尔并非主张单纯的拒斥技术和现代化,而是认为只有在艺术和诗中,才能重新回归整全的存在之思,重回精神之高地。

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有意识的生活”及其整体与根据--迪特·亨利希与当代哲学语境中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当代德国哲学家迪特·亨利希建立了一个以“有意识的生活”为核心的新型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是在当代语境中对概念论证之严格性和世界解释之普遍性的双重诉求的回应,具有当代问题意识。但与当代哲学的惯有思想方式不同,亨利希从康德与黑格尔的思想中汲取资源,凭借多年的对自身意识问题的反思,从主体与世界在“有意识的生活”中的双向关联出发,进一步通过三重的“外推式思想”追问“有意识的生活”的整体与根据。这一理论是对在当代思想语境中重建以主体性为根基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探索。

《老子》经典化过程中的哲学转向——以王弼《老子注》为例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经典的形成多非圣人立言、一蹴而就,而是有赖后代思想家对同一文本不断加以解释,拓展其意涵、深化其论述,令该文本在解释史中延续生命并不断崭露新的思考维度,最终成为经典。《老子》作为中国哲学里一部思想深邃、版本宏富、被大量思想家注解阐发的哲学经典,是思想史上经典化的代表。众多老子注本中,王弼注展现出超然的思想深度与理性精神,一扫前代老学的虚无主义与超验倾向,崭露出《老子》文本广阔的思想视野与强大的解释力,为其经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前代老学文本相对照,王弼的《老子注》更加清晰地呈现了《老子》文本在解释史中的义理化、哲学化转向,并折射出哲学文本经典化的群体过程。